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6）03—0086—14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不同的社会体验以及不同的利益驱动，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过去的10余年中，承载了许多社会意愿和情感的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① 终于登上了教坛[1]。应当说，通识教育目标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能重新嵌入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还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但从近来报刊获得的各种信息可以获知，近期大学通识教育的进展并不理想，例如有人撰文指出：“大学人文教育缘何‘梗塞’”②。不过，正如美国、日本等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一样，在通识教育传统相对薄弱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嵌入通识教育，注定还有一段道路要跋涉。 与此相关，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便是理念的继续构建及其制度化保障。在这一问题上，近来学者们的观点大体表现为一种思路：主张恰当的移植与创新，即强调与美国高校惯常做法接轨，同时倡导利用本土资源，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与实际。例如，甘阳先生提出建立“核心课程”和“助教制度”[2]，王义遒教授提出“催生一批‘自由职业’教师队伍为各校共用”[3]。其实，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识教育传统的重建牵涉到的因素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理性预期。同时，由于学者对问题的理解受个人经验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深化通识教育给出了相异的解读本不足怪。但必须明确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通识教育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是具体的社会场合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的产物。因此，我们在引进通识教育概念时，便注定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现有条件限制有千丝万缕的勾连。 本文认为，我国过去十年的通识教育理念构建和制度建设进程，是一个由“政府与文化精英主导的共识诉求过程”。政府运用了国家强制力以求尽快建立起一个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而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便是推行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在倡导通识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国着重利用了文化知识精英资源的广泛影响力，有针对性地克服1950年代后中国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的传统与局限，在超越传统的基础上希望建立与中国高等教育相适应的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不可否认，这对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是，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就通识教育的理念来说，乃“文化精英的诉求与共识构建”，按照公共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中国当下的通识教育改革话语交锋，则是精英说着精英们理解中的通识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具体执行人员做着自己能够做到的通识教育，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十余年来的“共识诉求”过程并未达成真正的共识，这是目前在理念上存在的问题；就制度建构而言，目前流行的“恰当移植”做法，按照人类学的说法，通识教育是一种地方性知识③，无法脱离社会生活所凭借的意义结构，忽略通识教育的地方性背景难免导致“南桔北枳”的结果；反过来，通识教育理念的本土化固然需要强调，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仅凭本土资源如何实现对传统的超越？因此，如何建立与中国具体情势相适应的通识教育也是一个必须面对与解答的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在本土资源和境外资源中寻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4]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在制度的层面上可以说就已经告别了悠久的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华“通”、“融”、“达”的教育传统，也告别了民国时期移植的欧美博雅教育传统，步入了反映专业化教育意图的前苏联高等教育轨道。就我国高等教育现状而言，通识教育迄今仍是一个遥遥未及的目标，当然，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制约因素，通识教育制度与通识教育理想之间的紧张与错位成为左右中国通识教育深化进程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也说明，通识教育理念的落实是以有关的高等教育制度为前提的。因此讨论它在中国高等教育现实环境下的理念内涵以及制度构建是有意义的。 其实，就通识教育而言，它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反映的却是一种世界性的高等教育理念与意图，知识的地方性和意图的世界性构成了通识教育理念建构和制度化进程中有张力的两种因素。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使其保持适度的紧张而又不致互为水火，应当说是我国深化通识教育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因为，适合一个国家的通识教育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是涉及到一个环境体系。这一体系一方面应当根植于能够提供背景共识支持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也应当与通识教育理念相契合。所以，通识教育的实现是有语境的。脱离通识教育赖以形成、维系和发展的具体语境而谈通识教育建设，无异于修造空中楼阁。基于此，本文以通识教育理念和制度嵌入为切入点，尝试性地讨论深化当前中国通识教育的可能路径。[5] 本文的组织大致如下。首先，对十年来我国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的构建进行回顾，分析了“政府—文化精英群体”对我国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的建构功能和反思意蕴；接着引入与通识教育密切相关、但以往为大家所忽视的“公民”、“公共利益”④ 等概念，讨论通专结合的通识教育理念与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联系，更是一种内在的必然关联；接着指出，在这一意义下的通识教育理念，从制度构建层次看：一方面，本文引入“统一性”概念（即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社会发展的共同要求），建议借鉴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比较成熟的“核心课程”做法，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通识教育公选课进行整合；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高等教育应该关注在“统一性”前提下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而专业教育一般来讲是对个体差异性的延伸和保证，因此“通专结合”是通识教育的应有之义。将通识教育引入中国高等教育，乃是为了改变贫乏的专业化教育而并非否定专业教育的合理性，因此，通识教育不应只被看作公共选修课及其任课教师的责任，而应该是所有大学教师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本文通过清华大学某个教学案例进一步揭示了“通专结合”的教育理念之于我国通识教育改革深化的创构性意义，指出在某些专业课程里进行“通专结合”为取向的教学设计或许可以是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