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6）02—0022—06 一、问题提出 以前人们对职业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的兴趣、能力、气质和性格上。兴趣被认为是影响职业选择的主要因素。但一些研究表明，兴趣和职业并不完全匹配。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职业，但不能决定职业选择，影响择业的因素还有很多。近年来在职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中发现，择业效能感（Occupational Choice Self-efficacy）与职业选择有很高的相关。 择业效能感是Betz[1] 和Hackett于1981年根据Bandura[2] 的自我效能感理论提出来的，是指个体对实现与择业相关任务所需能力的自我知觉，是自我效能感在择业中的体现。[3] 择业效能感在个体的职业选择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看，择业效能感比实际从事某种职业的能力更为重要。择业效能感的高低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个体的职业选择。研究认为，低择业效能感阻碍了个体的职业探索行为和职业技能的发展，使得具有低择业效能感的人无法做出有效的职业选择；高择业效能感促进个体职业探索性和职业技能的发展，提高职业选择的合理性。[4] 为了更好地测量个体的择业效能感，1983年Betz和Taylor受Osipowl职业决策量表和霍兰德职业决策困难量表两项研究的影响，并借鉴Cirtes的职业成熟度理论模型中的结构编制了择业效能感（职业决策）量表（Career Decision Making Self-efficacy Scle,CDMSE），目的是为了了解自我效能感对职业选择的有效性。彭永新、龙立荣[5] 按CDMSE构想结构编制了大学生职业决策问卷。姜飞月[6] 修订了CDMSE，并测量了大四学生的职业效能感，认为男生和女生的职业效能感存在显著的差异，女生低于男生。郑日昌，张彬彬[3] 等人曾用CDMSE 问卷中文版对中国大学生进行测试，但结果不太理想，说明择业效能感存在跨文化的差异，对其研究要本土化。张彬彬、郑日昌[7] 自编量表对大学生的择业效能感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中国大学生择业效能感问卷”（CDMES-C）包括四个维度：职业信息与技能、学绩、个性自我了解和社会支持，并用该量表比较了大学生的择业效能感，结果表明大学生择业效能感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但有男生高于女生的倾向。 回顾以往研究发现，在择业效能感的理论建构上，一方面，国外的研究都以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为被试，由于择业效能感的研究存在跨文化的差异，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理论构想和编制的测量工具不适用于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的择业效能感。另一方面，虽然国内有学者对此问题做出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有关中国大学生择业效能感的理论构想，但研究还不充分，择业效能感的构成因素不明确、在个体间的表现不清晰，其理论探讨不深入，缺乏与其他心理因素的相关性研究，且实证性研究不多，所得结论也大相径庭。由于本文重点是对择业效能感在不同群体间的比较研究，故不在此对相关文献进一步综述。 近年来，有关择业效能感的研究趋势是：在理论上检验择业效能感量表的信度、效度和它的应用性；在实证研究上对择业效能感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扩大。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由于该领域还没有被广泛应用的研究工具，因而本文尝试编制测量大学生择业效能感的工具，以此工具丰富对大学生择业效能感的测量和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大学生群体择业效能感的差异，为大学生择业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研究为比较研究，研究者假设大学生择业效能感受性别因素、所在院校性质、毕业时间早晚、学生所学学科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的依据在于：查阅相关资料文献中发现，目前学者们的研究较关注性别因素，如刘晓燕[8] 和姜飞月[6] 的研究指出大学生择业效能感在性别上有差异，张彬彬、郑日昌[7] 的研究认为大学生择业效能感在性别上无差异。除了性别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大学生择业效能感的高低，通过访谈即将毕业和已经就业的大学生，研究者认为学生所在院校的性质、所学科学对其择业效能感有影响，另外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探讨择业效能感在毕业时间的变化也能反映出学生的就业心态。本研究期望大学生择业效能感在性别、院校、毕业时间、学科之间均有差异。这四个方面探讨能在实践上扩大该领域的研究范围，在理论上尝试对影响择业效能感因素的进一步探讨，为研究择业效能感构成因素和其特点有一定价值。 二、方法 1、被试 以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西安、北京两地大学本科应届（2003届、2005届）毕业生471人，被试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被试分布表（单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