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应该说，当前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大学扩招后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大学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一片繁荣，但问题也很多。主要是三大问题：一是教育资源不足；二是教育质量下降；三是就业困难。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就“化不了”。如果不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因此也就不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也更不可能说我们已经建设好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能谈谈三个问题之一，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虽然它只是三大问题之一，但因为它上连资源问题、下连就业问题，所以是三大问题的核心。 要谈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战略问题，有两个基本观念需要说明：一个是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生命线，保障与提高教育质量是办学者永恒的价值追求。二是发展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而且也包括质量的提高，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一定要考虑数量和质量这两个指标。只有这两个指标保持均衡发展，我们才能称之为发展。如果数量指标是上升的，而质量指标是下降的，则不能称其为发展；反过来说，如果质量指标很高，大家都办精英教育、都是一流大学，但全国只有那么几所大学，那也不能称之为发展。根据这两个观念来看看中国这几年的实际情况：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大家普遍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而且是严重下降。对此判断，我们要认真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严重下降了。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是一个命题的话，那在这个命题中包含着一个真命题、一个假命题。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质量有真实的下降、也有虚假的下降。不能把真实的下降和虚假的下降混为一谈，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我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既有真实的下降，也有虚假的下降。也就是说，当前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这个命题，包含一个真命题和一个假命题。我们对真命题要认真对待，对假命题更要认真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真、假命题混在一起采取简单的对策。 一、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为真命题的战略对策 我们先从真命题开始谈起，研究教育质量真是下降的原因和对策。教育质量真是下降的原因，是学生数量与教育资源的矛盾。学生数量增长非常快，而教育资源增长却不足。因此，学生数量增长与教育资源增长不平衡。如果两者不平衡，势必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包括财政投入不足、管理力量不足和师资力量不足。下面主要谈谈财政投入不足和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公办高校的主要经费是财政拨款。平心而论，国家的财政性教育拨款的绝对数年年有所增加，扣除物价指数之后，也还是有所增加，而且增加部分用于高等教育的最多。本来高等教育的经费过去只占教育经费总额的18％左右，而现在已经达到了28％左右，因而受到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质问。但是，这种增加远不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充，远不及于高校学生数的增加。因此，生均财政性经费年年下降。小学生生均经费虽然很少，但年年有所上升；中学生生均经费也年年有所上升。唯独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年年下降。生均经费包括生均预算内的事业费和生均预算内的公用经费开支。1999～2003年，全国高校生均预算内的事业费分别是7202元、7309元、6816元、6177元、5772元，生均预算内的公用经费开支分别是2962 元、2921元、2613元、2453元、2352元。也就是说，全国大学在1999 年的生均经费是10164元，到2003年则成为8125元。就是说，这几年来，生均教育经费下降了20％。对此，虽然我们可以喊“穷”、让政府增加投资，但只依靠政府的财政性投入来增加教育经费的路子恐怕很难行得通。一方面，教育经费占GDP4％的承诺很难兑现。1993年，国务院曾经承诺，到2000年，教育总经费要占GDP的4％，但这个数字从来就没有达到过，而是一直在2.5％～3％之间徘徊，2002年曾突破3％，上升至3.32％，2003年又回落为3.28％，2004年更低，GDP核实上调之后，教育经费只占2.7％。这是因为，我国财政十分困难，加之又取消了农村的教育费附加。因此，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的目标十分困难。这不是替政府说好话，也不是政府哪个官员不重视教育，而是中国国情同国外不同，我们要给国有企业投入，还要强国防、强西部等，此外我们的“吃饭财政”开销也很大。另一方面，“银校合作”的路子恐怕也难行得通。虽然目前教育经费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中央已经强调，增加的经费要优先用于西部、用于农村教育。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校就到银行贷款，贷三五个亿可能还是少的，不少高校贷了十几个亿，目前恐怕每所学校都欠银行的钱。过去，一些学校认为，反正我是公办学校，银行不可能让我关门，后面有政府撑着。但现在的银行都成了商业银行，也开始实行紧缩政策，如果学校还不了钱就麻烦了。所以，银行贷款这条路现在也很难无条件地继续下去了。这是一个难题。 师资数量和质量是另一个难题。应该说，这几年的教师数量增长很快。1998年扩招之前，全国普通高校的专任教师是41万多人，2004年是86万。但教师的增长率远远低于学生的增长率。如果把1998年的增长定为100％的话，2004 年招生数增长为413％，在校生增长为391％，而教师增长为211％。因此，师生比由原来的1∶8.73下降为1∶15.53。如果有人认为1∶15这个比例是合理的话，那就会导致失误，因为1∶15.53是个不完全的统计，是把全国所有本专科学生数与全国所有教师数简单相除得来的。但这个数据并不准确，研究生没有包括进去，而研究生的增长率比本专科生的增长率还要高，而且他们都需要教授、副教授来培养；二级独立学院、网络学院、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学院的师资没有办法统计进去，因为各学校都有自己的师资配置办法、都很支持教师到这样的单位教学并且教师在利益驱动下也愿意去教书。同时，新增教师一般是青年新教师，教学经验不足，脱产学习者比较多。因此，师生比的数量可能在1∶20以上，个别学校、个别系、 个别专业甚至可能会达到1∶30乃至更多。这样的数字将会引起质量上的问题。因此，必须采取对策，确保教育质量。 首先，在宏观战略上，要改变两条政策性的战略原则：一是在规模速度上，由快速发展改变为适度超前发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发展速度上一直存在着争论，教育部门原来一直提的是“稳步发展”，但到1999年则成了“快速发展”。1997年以前，招生数量每年增长1％～3％甚至不增长，其中有一年还有所减少；从1999年起，招生数量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稳步发展和快速发展恐怕都不符合客观要求。发展速度应该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它的原则是“适度超前”发展。“度”的问题十分复杂，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这里面有经济的因素、政治的因素、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逻辑规律、人口因素等。举例来说，在各种制约因素中，经济是主要因素，计算经济发展有种种方法，而GDP 则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数字。尽管我们反对单纯以GDP 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我们并不是说它不是一个重要指标。GDP近年都以7％～9％的速度增长。 那是不是可以把GDP增长率作为教育发展的“度”来考虑呢？除“度”以外， 还有一个“超前”，就是说，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不是同步的，经济发展快的时候教育发展可能慢，而经济发展慢的时候教育可能发展快。中国如此，世界也是如此。教育要适应经济，必须有一个超前量，因为培养学生都有一定的周期。“适度超前”这个原则我曾经在1996年就提出过。假如我们的GDP是7％，那我们的教育增长是不是为8％就算适度超前呢？不能超前太多，也不能落后。当然， 这个指标还要根据人口等因素进行适当调整。有关部门现在正在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考虑，所以，2005年的招生规模的增长率要控制在8％。就是说，8％跟“适度”差不了多少。就是说，教育发展太快不好、太慢也不好。这是需要贯彻的一条重要战略原则。二是在增长方式上，由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调整为以外延式发展为主。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在兴办高校上曾一度失控，高校数量由80年代初的400 多所一下子发展到80年代末的1075所，有的学校在校生只有几百人。所以，当时提出了走内涵式发展的思路。这个提法当时是对的。但到了今天，如果还这样就有问题了。我们看看国外的情况：美国2001年有高校4200所、学生1400余万人，校均3000多人；日本2000年有高校1269所、学生316余万人，校均2000余人。印度1989年有学校4700所、学生384万，校均1000多人。到2004年底，我国有普通高校1731所、在校生1333万（不含成人教育、网络学院、自学考试等学生），校均7700人；其中，本科高校684所、在校生737万，生均1万余人。如果学校规模太大， 效率有可能不升反降。在外延式发展方面，我们这几年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