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国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6％跃升至2002年的15％，这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跨入大众高等教育的阶段。进入1990年代后，高等教育扩展的步伐开始加快，特别是1998年后的高校扩招使大学生在校规模迅速扩大。到2004年，中国大陆各类高等教育总注册人数已经达到2,000万，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国家。 高等教育的扩展，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特别是组织化方式的变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源背景。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所遇到的一个最广泛的国际背景就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涌现的、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它不仅改变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存条件及生活方式，同时也对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人口提出了更大的需求。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也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大量涌现出的多种组织形式，不仅改变了原有单一的国家、集体单位的社会组织方式，同时也因公司、企业及其他法人单位等组织形式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断扩大，为新一代个体在白领职业领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过来，这些职业位置在招募新成员的时候也提高了对教育、技术和文凭资格的要求。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扩展的基本原因。 然而，高等教育扩展和机会总量的增加是否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公平性程度的提高呢？也许西方教育社会学领域的一些类似研究会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一、教育扩展与教育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讨论 西方国家从上世纪初开始，各个教育阶段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教育扩展，因此研究者们也同样面临对类似问题的回答。在美国，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三级教育开始在不同时点上迅速扩展，当时美国民众的普遍期望认为，社会经济背景、性别、种族对教育机会的影响可能在下降，但许多经验研究则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的不平等影响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甚至有所提高（Sewell，W.& R.M.Hauser,1980）。在德国，1890年左右开始的教育扩展过程中，教育选择也同样偏向于上层阶级的子弟，而下层阶级的子弟却逐渐形成一个文化上的无产阶级（H.Titze，1996）；西德尽管经历了1960年以来的教育扩展和机会平等的教育体制改革，然而农业工人、劳工阶层以及失业者家庭的子女还是比高级公务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更少地获得教育机会（K.Rodax,1995）。一项对13 个国家教育扩展的研究表明，除了2个国家外，其余11个国家在教育扩展与改革方面的努力， 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特权阶层和劣势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差异（Shavit,Y,& H.P.Blossfeld,1993）。另有学者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研究表明，在教育扩展的不同阶段，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会出现不同特征：教育扩展早期可能导致更大程度的教育不平等，只有在教育扩展的后期才有可能降低特定教育层次上的机会不平等（Halsey,A.H.,A.Heath & J.M.Ridge,1980）。 更多的研究注意到，尽管学校教育的扩展可以降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较低教育阶段上的升学影响，但在较高阶段的教育机会方面，社会阶层的界限依然十分强烈和稳定（R.Mare,1981）。促使麦克尔·豪（Hout,M.1993）等人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使学界广泛关注的“最大限度地维持不平等”假设（通称为MMI 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其主要观点认为， 只有当上层阶级在特定教育阶段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的时候，基于阶级出身的优势比才会下降，否则不平等将继续维持和扩大（M.Hout,A.Raftery & E.O.Bell,1993; Raftery & M.Hout,1993）。 MMI假设的提出引起了学界十分广泛的注意，进一步的论证和修正也不断出现。如2001年，卢卡斯将生命历程视角① 和MMI结合起来， 进一步提出了不平等的有效维持的论证（S.R.Lucas,2001）。阿亚隆和夏维特（Ayalon H.& Shavit,Y.2004）则通过对1990年后的以色列教育改革过程的研究，也对MMI假设和卢卡斯的论证提出了修正。他们认为，即使在某个教育阶段上可能会出现教育年限这样的量的平等，但是特定的教育文凭将会以一种质性的、更为不平等的方式替代以前的量的不平等。甚至有学者在预测21世纪美国教育不平等问题的时候也坚持认为，新到来的这个世纪中，美国教育不平等仍然会最大限度地持续下去（A.Gamoran,2001）。 西方学者对教育扩展与教育平等之间关系的讨论非常广泛和深入，但他们似乎明显忽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大多数学者注意的是在不同阶段教育机会总量扩大前提下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而较少注意到同一教育阶段上不同类型的教育形式的质性差异可能会使来自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影响发生变化；其二，大多数关于“社会阶层”与“教育获得”关联的研究，都是从代际传承的角度去考察，而较少有学者再如早年的西威尔（W.Sewell,1967）等人那样，去注意个人已经获得的职业位置对进一步获得某种教育机会的影响。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有关教育扩展与教育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讨论一直在延续。而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在目前这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展究竟会给何种社会阶层、以何种形式带来更大的好处？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与一系列的社会转型背景密切关联，现代化过程、市场经济转型和社会制度变革的三重变奏，强烈地引起了教育系统内部的资源和机会条件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着这些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方式。那么，在这一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变革背景下，原有的教育机会，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的社会阶层机制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国内目前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差异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高等教育地区性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等方面，就阶层差异的研究则较少，即使有过一些相关的文献，也缺少可靠数据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