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06)03-0062-04 一、大众教育思想 大众教育思想并不局限于普通民众，凸显的是其影响的最广泛性，是普遍存在的教育思想。一般来说，大众教育思想以集体无意识状态存在并发生作用，区别于学术意义上的系统的教育思想。大众教育思想反映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时，能对教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若二者发生矛盾，大众教育思想主体的广泛性往往使教育者在制定教育政策、实施教育改革时必然顾及甚至为之妥协。也就是说，与主流教育思想相比，大众教育思想多以一种隐性方式作用于教育，包括积极的、消极的。主体无意中或下意识地受到一种内在驱动力量的左右，主体个人意识中的态度、行为选择与这种力量的趋向是相对一致的，表现为一种思维或行为定势。 大众教育思想大抵是历史地形成的，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或时代)，最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群体中。因此，大众教育思想表现出较大惰性，不容易进行改革和发生转化，其作用具有弥散性、持久性。一旦它对当今教育发展产生消极作用，不可不谓“沉疴”。好在极具劣根性的大众教育思想毕竟还是极少数。此外，大众教育思想的极大稳定性及其作用的弥散性还赋予它一定的柔和性(即弹性)，这保证了在消极的大众教育思想与科学教育思想发生矛盾时，不至于发生激烈的革命，尽管它会不同程度地对一国教育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并导致科学教育思想对其发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式的“和平宫变”，即一种相互的妥协。 大众教育思想衍生在任何国家、地区，或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当地教育的发展。在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精神给大众教育思想打上了深刻的实用主义烙印。在实用主义大众教育思想的主导下，大学的培养目标指向社会所需的技术性专门人才，大学被看作多功能的社会服务站。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体力量——社区学院的发展，正是其实用主义文化和实用性课程改革相结合的产物。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莫雷尔法案》、“威斯康星思想”、艾略特哈佛课程改革的发生，无一不受到实用主义文化传统的推动。 在英国，绅士文化集中体现了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特征。受此影响，从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到普通民众，绅士教育思想在英国具有普遍的群众基础。它以培养绅士为目标，崇尚纯学术的价值，追求人格的最大完善。阿什比曾明确指出：“英国人对课程的改革，不像美国人那么感兴趣。原因很多，最突出的是：我们对科学的崇拜，从来不及对纽曼、乔义特和柏蒂森等十九世纪牛津大学人文主义者影响的崇拜。”[1] [P96]这种精英思想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低重心和民主化要求明显相悖。所以，在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出现的牛津与剑桥一统天下、新大学的离异与回归、双轨制的存废等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缓慢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中国的功利主义大众教育思想 中国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自古至今积淀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孔孟教育思想同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哲学一样，有着世界性影响。即使在今天，它对中国的社会和民族文化仍具有显著的价值导向作用。然而，以客观、批判的眼光来看，中国部分传统教育思想在当代文明发展进程中越来越扮演起反面角色。 《大学》开篇即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封建教育思想中渗透的道德教化和“悲天悯人”式的贵族、精英意识，深刻反映了封建主义等级观。但即使在今天，它对以家庭群体本位和农业性文化为重要背景的中国人而言，仍具有深层影响。“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这种“重教”思想所表露出的“官本位”诉求，至今在我国仍大行其道。中国人重教求学，其目的是为了“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意识伴生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但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死亡而寿终正寝，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继续作祟，又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与市场经济结合并得到强化而蔓延至今，如幽灵般深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 依照中国人的世界观，精英主义和“官本位”思想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即使精英主义带有一定的贵族精神，也发生了自上而下的辐射作用，成就了一种大众思想。二者殊途同归：“官”即“精英”，“精英”也即“为官者”。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事实上将教育或知识视作社会分层的依据，从而刻画了中国大众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当然，大众教育思想在其演变进程中并非一成不变，它在外延上会发生递变和扩展，如高等教育工具主义、过程虚无主义的“文凭情结”等。 显然，一开始，功利主义的大众教育思想有其存在的文化、社会及经济基础，是与以家庭生产为基本单位、宗法家族意识浓厚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科举制的诞生，源于统治阶级的政治诉求，繁荣于民众对仕途的热衷，体现了对社会上层的向往。而中国封建社会正是科举制维持生命的母体，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方随着封建机器的衰落瓦解走向完结。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集中体现了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只是科举制的废止并不会从根本上瓦解这种思想。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里，乃至建国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小农经济或较为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制尚为功利主义大众教育思想提供一种繁衍的土壤的话，那么如今我国已经迈入后工业社会，并日益融入世界范围的知识与信息化大系统中，社会化大生产与功利主义的大众教育思想不再有必然的联系。后工业、知识与信息化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直接表现在由精英化向大众化、普及化过渡，其动因有生产力对新劳动力的需求、现代政治对民主的需求及个人对平等自由的追求等。那么，功利主义大众教育思想的“精英”、“官本位”情愫，势必对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产生不容回避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