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19(2006)01-0019-07 近年来我国教育公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性别差距和民族差距等问题最突出的领域,社会各阶层之间接受教育的差距未被特别关注,为巨大的城乡差距所遮蔽。一系列研究显示,随着在社会转型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分层的机制逐渐凸显。尽管人们实际享有的教育机会在不断扩大和改善,但怎样才能接受好的教育、什么人才能获得好的教育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这突出表现为基础教育阶段炽烈的“择校热”,以及高等学校学生的阶层差距正在扩大。 教育中的阶层差距,是社会阶层差距的表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在享受教育和接受高等教育上占有优势;而低社会阶层的子女则处于劣势,是一个基本现象。现代教育的理想和使命则是努力“减少由出身造成的对儿童所获得的教育机会的制约”。因而,我们既要认识和评价当前教育中客观存在的阶层差距,又要探究其形成的机制,尤其是制度性的原因,从而缩小这一差距。 本研究为国家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的教育公平理论研究》的部分内容,数据资料一部分来自文献,其余来自2003—2004年间对部分高校学生和部分地区高中学校的实证研究。 1.高校学生家庭背景结构的变化与分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公平的理念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理论之上,强调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强调工农子弟接受教育的优先权,努力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高校招生中,逐渐形成、贯彻重视家庭出身和政治标准的“阶级路线”政策,在这种理论中,排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则被视为同一阶级而优先录取。1949年之前,绝大多数高校学生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和富裕家庭,随着新政策的实行,1952年高校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达到20.5%;1958年高校新生中的工农子女已占55.28%,1965年则达到达71.2%。① 北京大学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1957年为30.8%,1960年为64.8%,1964年为41.5%,文革期间的1974年这一比例最高,达到78.6%。② 显然,当时高校学生中工农子弟比例不断增加,并非社会不同群体家庭影响、文化资本、学业成就的自然表现,而主要是通过政治力量强行推动的。 在1977年恢复高考、分数—能力标准取代了强制性的政治标准后,工农子弟的比例迅速回落,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大幅增加。如图1,以北京大学为例,1978年新生中工农子弟占27.5%,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子弟占52.2%,其他为20.3%。1991年,工农子弟为37.1%,干部、军人、知识分子为62.3%,其他为0.6%。
表1 1977-1991北京大学学生家庭背景的变化(%) 年度工农 干部军人 知识分子 年度 工农 干部军人 知识分子 197727.538.7 1984 41.9 35.2 12 197827.540.6 11.6 1985 44.6 32.3 12.4 197934.439.2 11.4 1986 44.4 35.9 12.3 198033.339.2 12 1987 42.7 37.3 14.4 1981 33 36.4 14.2 1988 42.8 43.2 13 198243.134.6 11 1990 40.4 45.7 13.3 198340.534.1 11 1991 37.1 48.7 13.6 资料来源:李文胜.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A],刘海峰.公平与效率: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425. 这三条曲线中,只有知识分子的变化是比较平缓的,从1978年到1991年,知识分子子弟的比例增长了2个百分点。1980年代初,在经历了保护性政策取消而导致的低落后,工农子弟的比例开始回升,在1985年达到44.6%的最高点,增长了约17个百分点,随后,在1980年代末这一比例开始低落,1991年降至37.1%的新低点;与1978年相比,总共增长了不到10个百分点。变化同样显著的是干部军人子弟,其构成从1978年的40%左右,在1985年降至32.3%的最低点,此后稳步增加,到1991年达到48.7%的高点。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8个百分点,如图2。
考虑到在1995年全国就业人口构成中,专业技术人员仅占5.43%,机关、企事业负责人仅占2.02%,③ 其子女在重点高校高达50%—60%的比例,便不能不令人惊讶。 90年代以来,高校学生的阶层背景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常规统计中缺乏学生家庭背景的材料,此处只能以零星的、局部的数据一窥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