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06)01-0001-05 如今国内的大学，有愈办愈大的趋势。诸如学校合并，名称升级，招生扩大，新楼林立，等等，似都在追逐一个“大”字。当前，“争创一流”的竞相标榜与规模扩张的实际操作，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道奇特的景观。诚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要求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相适应。实际上，对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不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是与某些不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现有的大学和学生人数，绝不是太多，而的确是太少了。而且，多校合并，如果处理得当，有利于学科互补，沟通文理；扩大招生，对于拉动短期内需，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愿望，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无意于揶揄目前求大求速的这道景观。然而，所谓“大学的理念”，即大学的本质特点，说明大学之所以为大者，是应当努力保持而不可漠然置之的。若对这个“大”字发生观念上的迷误，在追求规模、数量的同时，却使学术水平下降，教学质量滑坡，腐败现象蔓延，则可能南辕北辙，反而导致高等教育的实质性萎缩和高质量人才的进一步匮乏。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在本世纪究竟能否振兴、自强的重大问题。近来屡闻重温和重建大学精神的呼声，绝不是空穴来风，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西方最早的大学，有上千年的历程。西方大学理念的形成，是与近代工业、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的。这种理念的基本奠定者，当首推德国教育家和思想家洪堡(Willielm Von Humbolt,1767-1835)，他主张对人进行完全的人的教育，使人的个性充分发展。他的办学原则有二：一是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相结合，二是保证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他与哲学家费希特于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后被称为“所有大学之母”。 我国虽在汉代便有公立性质的“太学”，学生人数曾达万人甚至数万人，但并没有一所延续下来的学校，特别是缺乏科学的内容，因而与近现代大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国现代型大学的建立，不过一百余年的历史，比西方许多著名大学晚了好几百年。不过，也曾出现迎头赶上的优势。蔡元培，这位清末翰林，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曾两度赴西方，主要是去德国留学、考察。在中西文化的激烈撞击中，他能把握世界的潮流，把西方大学的先进经验与我国文化教育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在北大明确提出和贯彻了一系列教育主张，实际影响到全国，并在上世纪前半世纪的国内教育实践中日臻丰富而完整，堪称中国现代的“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它体现了大学之所以为大，洋溢着一种活泼泼的“人”气，并且融合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并在现代文化、学术领域开出一种大气，酿成一大潮流。它孕育了上世纪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几度辉煌，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潮云涌和学派峰起，抗日战争时期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学术创新和人才辈出的奇迹。因此，蔡元培不仅是北大精神之父，而且是中国现代型大学理念的奠基人。虽然，一百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极大的曲折，蔡元培所处的时代环境也早已星移斗转，但他的前瞻性，现代型的教育思想和大学理念，却历久常新，充满活力。尽力恢复和弘扬这种理念，正是今日重建大学精神，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和关键。那么，它所含大学之为大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我理解有四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崇高性质之为大；学术思想的自由宽容之为大；学术大师的地位影响之为大；学术通识的广博通达之为大。 一、学术研究的崇高性质之为大 蔡元培一到北大，就把德国洪堡的大学理念引入中国，首先阐明大学的学术研究的性质。1917年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便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大学是学校，为何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我想，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大学是最高学府，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学术研究正是文化发展、民族振兴的依靠。蔡元培说：“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1] 这是中外民族兴衰的经验总结，更是近代贫弱中国学习西方，经历重大曲折所得的结论。黑格尔在19世纪初感叹形而上学(实即哲学)在德国的衰落时，作过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2] 一所大学，如果只重物质设备，追求形式与规模，而缺乏学术水平，或者学术水平十分淡薄的话，也正像一座没有神的庙宇，徒有其表而己。第二，学术研究又是教学水平和人才成长的保证。大学的教学质量，主要取决于教师的学术造诣。教师只有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才能保持思考的活力，使自己的知识有所更新，对学生便不只是传授现成的结论或陈旧的内容，而是启发思路，提示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创新思维的能力。只有在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中，各类莘莘学子才能如沐春雨，顺利成长，涌现出高质量的人才。因此，定性于学术研究，便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首要方面。 学术研究是崇高的事业，目的是追求真理，或领悟人生的真谛，它应当不为任何政党或宗教的势力所支配，也不为狭隘的功利所左右，从事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活动。学术研究是复杂的脑力劳动，需要相对宁静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心态，这是校园文化和知识分子群体应当具备的。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研究总是受到严重的干扰。过去，在“左”的路线、思潮的支配下，学术曾经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学术环境恶化，学术自由窒息，学术研究中断。我们民族的思想传统，本来就注重“经世致用”，美国实用主义思潮又对我国知识分子有过较长时期的显著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得到重视，大学活力有所复兴。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官、商、学交织，权、钱、智较量，再度困扰人们的心灵。急功近利，追求实用之风大盛。基本理论和基础学科大受冷漠。其实，就连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也曾在中国说过：“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而不切实用。”[3] 目前，校内各种“研究中心”，遍布院、系，各类科研项目，年年报批，但理论性强、功夫扎实、成果真正卓越者甚少。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中“时尚”，“务实”的成分日益增多。昔日图书馆里争相借阅者日见稀少。凌晨湖畔林荫处的朗朗读书声悄然消退。校园内一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人们不禁要问：历来让人向往的这块学术“圣地”，还有几多潜心静谧之处？这里潜伏着学术研究，理论思维进一步衰退的民族危机。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是很难攀登世界科学发展的高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