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06）02—0065—10 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0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20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步入大众化阶段。这几年高等教育规模的跨越式发展，使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然而，入学机会的普遍增加是否有利于每个社会阶层的子女？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还存在哪些差异？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前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状况，本文将通过对我国不同类型高校及不同科类和专业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以及家庭不同文化资源对子女接受不同类型高校教育机会进行调查，探寻缩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有效途径。 一、研究设计 笔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情况。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是引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将当前我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 本文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当前我国十大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差异状况。探讨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主要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异；另一方面是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指就读于哪类高校和选读哪些科类与专业）的机会差异。 为了解当前我国这十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总体情况，我们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对陕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安徽、山东、上海、内蒙古等地共50所高校的学生家庭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学校层次及类型包括部属重点高校（9所）、公办普通本科院校（12所）、公办高职院校（16所）、民办本科（2所）、民办高职院校（6所）、独立学院（5所）。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4500份，回收问卷12350份，回收率85％；其中有效问卷11645份，有效率94％。 调查结果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同时，采用辈出率[2] 和描述统计等方法来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的差异程度。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总体差异 对回收的11645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表1中十大阶层的比例引用了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的研究成果。[3] 从表1中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这五个社会较高阶层家庭的辈出率为2.30—5.81，约为平均数1的2—6倍，表明这几个阶层的子女所拥有的入学机会远高于十大阶层的平均水平；而“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五个社会较低阶层家庭的辈出率则低于平均数1，说明这几个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其中高低阶层的辈出率的最大差距为14倍，即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4倍。在十大阶层中，个体工商户尤其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迅速增加，这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无关系，本文第二小点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总之，从整个高等学校系统来说，各阶层子女所拥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显著差异，出身于较高阶层的子女拥有比出身于较低阶层子女更多的入学机会。下面将进一步分析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入学机会差异。 表1 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比例与辈出率
（二）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不同类别高校教育的机会差异 此次调查的高校共涉及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公办普通本科院校、公办高职院校、民办本科院校、民办高职院校和独立学院等6类高校，各类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比例与辈出率见表1。 1.部属重点高校 在部属重点高校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这四个社会较高阶层家庭的辈出率为2.71—5.34，约为平均数1的3—5倍。办事人员阶层的辈出率接近于1，个体工商户阶层的辈出率略高于1，为1.46。而“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四个社会较低阶层家庭的辈出率则远低于平均数1。其中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约为18倍，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此差异大于上述整个高等学校系统的入学机会差异。这表明，部属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明显偏向于那些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上层子女，而对于那些底层社会的子女而言，其进重点高校的机会是相当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