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06）02—0007—04 本文的目的是寻找一条理解克尔关于高等教育目的的思想的路径，既可方便读者一目了然地把握其思想的要旨，又避免为了论述的便利而对其思想作简单化的曲解。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工作。因为克尔对高等教育目的的分析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展开，既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不同高等教育系统目标的差异及系统目标的演化，又从哲学角度构建不同的高等教育目的观的谱系与坐标，以阐明个人高等教育目的观的基本立场；既对高等教育系统目标一般规律和特点进行抽象，又结合特定时代的美国国情提出用以指导高等教育发展的目的体系。思想的灵活复杂加上在几个相似概念例如目的、目标和使命的使用上多有混淆之处，使得对克尔高等教育目的观的分析与直接对高等教育目的这一经典问题进行思索一样注定“陷入沼泽”，需要拨开迷雾，理清思路。本文的方法是以逻辑上相承接的问题为线索，对不同的分析框架进行比较，理清克尔思想发展的经历，同时抽取其中核心观点。至于克尔某些概念上的混用，如果涵义没有差别，则视为同一概念。 一、高等教育系统目标：差异性与变革 克尔在论文《高等教育系统的目标和效力》中，从比较的视野关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目标，实际也是从社会学角度考察高等教育目的的内外部关系。克尔认为： （一）目标的陈述作为手段，在不同情境下作用迥异，既可能表现出一定价值，也可能无用甚至危险。目标表述的肯定性价值表现为：“目标的陈述可以服务于肯定性目的以指引计划经济的发展，在一个有着强大自律的社会里集中行动，确定新系统的优先发展计划，显示一个将朝新方向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目标。”[1] 然而，目标陈述的生成事实上是一个牵涉到权力、嗜好和策略等因素的复杂过程，“不论是作为历史因素、理智嗜好的结果还是作为策略的选择，国家和其中元素在明确综合地确定自己的高等教育目标方面都是高度分裂的”[2]，不同个人和团体都试图发展他们的观点并获得优势。作为不同团体和个人争夺话语权力的努力，“这种争夺可能以一方优势结束也可能最终导致系统列出一系列无意义的目标，或者形成一些精确目标保护现状等等”[3]。嗜好更不太容易争论或解释得清：“那些更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道德化或智力指向的人似乎倾向于确定清晰目标；而那些更实际的，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或感情指向的人似乎倾向于含蓄，灵活的、多元的目标甚于规定性的、刚性的、单一的目标。”[4] 除此之外，目标还是策略问题。 （二）无论表述含蓄还是明确，所有高等教育系统都经历了目标的历时性积累；同时存在一些主要的目的群，他们构成一些目标模式；同样的目标表述，其涵义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代也表现出差异，就每一个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它们选择的目标或被赋予的目标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反映每个国家的核心社会指向以及独特的历史，反映国家在其他国家中的地位[5]。克尔注意到： 1.人力训练。人力训练是所有国家中演化最一致的目标，各个系统差别性地或多或少与发展的历史阶段的一般走向平行。 2.传递共同文化。所有高等教育系统都试图传递文化重点，但这些重点因内容和强烈程度而差别很大。“不同国家对这些文化的采纳方式有别，反映出他们不同的内在特征和历史传统。”[6] 3.个人发展。同是作为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副产品，个人发展在不同高等教育系统的差异体现在国家是否将个人发展视为一项权利。“个人发展的目标更可能是那种历史长久的系统的目标而不是起步较晚，时逢技术训练更为重要而‘领导准备’不那么重要的系统的目标”，个人发展“在那些拥有高等教育最初服务的‘上层阶级’的国家得到更多强调，在那些国家主题更多是‘全人’而非‘全社会’”[7]。 4.研究与学术。学术活动都是高等教育机构的一部分，但是基础研究更像是要形成高度发展和富裕经济的不发达国家的大学的当务之急[8]。 5.公共服务。不同国家在四种公共服务形式方面各有侧重，包括：学术团体成员对外界团体的技术问题和社会观点的批评与建议；提供对一般公众开放的文化和体育活动；为一般公众提供非学分课程；除了学术研究的目的之外，为了自身，也为了公众消费，保留文化遗产。 6.平等入学。这是所有高等教育系统的共同趋势，但各个系统补偿性优惠政策的对象则反映出国情差异：波兰特别照顾工人和农民子女，瑞典是低收入和少数民族家庭子女，或者年龄大一些和有工作经验的人群，泰国则更多地注意那些地理上处于不利条件的人群。 二、高等教育目的观的谱系与坐标 对于哲学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目的观，克尔曾经先后提出三个类似但有差异的分析框架。 （一）四种大学模式。早在1967年，克尔描述了折射出不同的高等教育目的观的大学四种模式的演变：包括服务于伟大职业和世袭精英以及强调教学和“永恒真理”的古典—职业大学；服务于制造业和作为制造业之基础的“科学和技术”，强调“通过研究追求知识，通过高级技术人员的教育应用知识”的科学—工业大学；服务于“几乎每个人”，不仅强调教学和科研，而且强调“社会福利”的福利—国家大学或者多元巨型大学；以及“作为基地服务于鼓励和组织不同意见者反对社会——甚至革命”，服务于“‘新秩序’的目标和所有不同政见者的理想”的游击队大学[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