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文论题而言，中国大学的时间指向是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过程，但是坐实在当代中国大学；空间指向是“大中华”地区，即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当然讨论问题的时候主要是以大陆为主体。这是由讨论者的当下关怀注定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谈的不是“中国大学的”处境，而是“中国的”大学处境，意思是要强调，谈论对象尽管限定于中国大学，其实是通过谈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大学处境问题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处境问题。无疑，这是一种审视大学的布鲁姆式① 的思路。在一个具有全新特点的全球化时代，后发外生的中国大学面临着与它寄居的社会一样严重的问题。本来，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封闭到开放、专制到民主、计划到市场的多重转型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大学，现在必须同时面对它所模仿的西方现代社会自身的全球化转型。就此而言，认知社会的结构特质、针砭中国大学的时弊、矫正大学的建构理念、树立大学的健全思维，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着中国社会转型状态的重要指标。 全球化与大学 显然，今日之大学面对的社会背景，已经大大地不同于此前。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逐渐造就了一个新型的全球社会体系。到9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们已经断言这种新的社会体系在人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如吉登斯就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辞典中占据关键地位的术语。”② 这一断言，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我们在互联网上键入“全球化”这个术语，就会出现汗牛充栋似的文献目录。中文世界所出版的关于全球化的书籍充斥着图书市场。汉语思想界围绕全球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则成为近年汉语思想界的一大景观。 全球化的内涵是复杂的。全球化首先出现于经济领域并获得疾速的发展。全球贸易与全球市场、全球金融与全球公司是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了。而新近为我们所认识的全球政治——诸如全球军事关系、全球恐怖活动、全球治理问题、全球公民社会、全球政治组织等等，也日益走进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协动性的强化，全球文化的互动乃至全球化的文化，也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现实生活的问题了——世界宗教、跨国意识形态、全球趋同的大众文化，构成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在全球化的文化兴起的时代里，大学面对全球化问题的挑战以及应对全球化设计新的大学体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了。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处境占优的先进工业国家来讲，他们已经意识到大学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今天，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了：它越来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潜力，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影响国际的竞争和工业地位的选择”④。对于落后国家来讲，“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解决之道非常道，其解决之途非常途”，它关系到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人口变动、政治状况、文化因素。因此，教育成为显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⑤。这中间，高等教育的核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高等教育不是“免费的午餐”，它已经不是在义务教育的范畴内可以做道义讨论的问题，而是在社会发展动力与社会公平标尺的意义上看待的问题⑥。 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大学教育的重视，是一个共同期待的结果：它都是期望大学给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基点上的产物。但是，这种期待所得到的结果是大为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它之在先起的现代性运作过程中获得的现代社会运作硕果，为它的大学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现代性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化局面中，它之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现代大学发展的诸条件来看，政治民主化提供给西方国家大学以独立的社会地位，使之获得了学术自由和学术评价的开阔空间。经济的长期持续的增长，提供给大学以充裕的物质财富的支持，使得大学有雄厚的财政支持，满足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需要。而现代文化理念与文化体制的形成，为西方大学提供了开放的文化观念与广阔的文化胸襟。这些现代大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西方大学发展的长期有效的内部整合相结合，促使西方大学获得了现代历史上大学发展的“典范”地位。尤其是19世纪英国与德国对于传统大学的现代改造，造就了西方大学的“现代”品格。英国人纽曼与德国人洪堡的大学理念，以及对于大学建构的实际效用，成为后来非西方国家建构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就具有象征性地表现西方现代大学“典范”意义的作用。这是西方大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大学发展而言的这两种优势条件，西方国家加以了自觉的延续甚至强化⑦。西方大学继续成为全球大学发展的“典范”。一方面，他们仍然提供着大学发展的基本范式——比如大学体制之类；另一方面，他们直接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发展，既直接将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教育资源吸纳到发达国家（比如提供留学基金吸收发展中国家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并在他们毕业后将之纳入大学再生产过程），又以全球化时代普遍化的教育交流将自己的大学模式向非西方国家推广；再一方面，全球化中资源的集中化态势使得西方国家足以为大学提供更为充足的支持条件。这些条件还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所可以比拟的。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状况还不足以给大学以充分的发展空间，我们的经济增长也还不足以给大学最充足的物质资源。我们的现代文化发展史还非常短暂，时常还有文化的抽搐、曲折。这当然给我们一种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压抑感。而且面对西方大学的发展态势，也确实使人感觉到一种西方大学文化的侵略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排拒西方大学的发展借鉴性。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大量输送自己的优秀人才到英国或欧洲留学的时候，他们也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压抑感觉。但是美国的潜心学习、模仿、创造与超越，使得今天美国能够执西方大学教育之牛耳。全球化时代，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更要有一种全球心态，从学习型的大学文化的建构，到超越型的大学文化创造，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重塑中国大学的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