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6）02—0060—06 一、我国高校收费的现状及存在的公平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开始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4年高等学校在校生突破2000万人，可以称得上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规模发展的同时，高校学费也在逐年上涨，高等教育收费过高已成为横亘在众多低收入学子们面前的一道门槛。 我国高校从20世纪90年代前的免费，到此后的几十元一年的象征性收费，再到如今高于5000元／学年的学杂费，在短短十几年间高校学费上几乎涨了近100倍。不少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即便是缴纳高额学费跨入大学校门，也不得不以沉重的心理压力完成学业，毕业之后即又面临新的就业难问题。近十年来，因为就业不景气，许多靠借贷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连一份养活自己和偿还高等教育费用的工作都找不到。由于缴不起高昂的学费，毕业后又没有着落，许多贫困家庭的子女纷纷舍去上大学的机会，宁可选择外出打工。这种看似合理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了多少的不公与无奈啊！更甚者，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父母或学生由于学费无着，愿望与现实之间反差极大，从而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来加以抗争。毫无疑问，高校收费过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的平等，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性，其负面影响已对中国社会的平等理念构成了威胁，长远看将不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 本文提出的“高收费”，其实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数字，而是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一概念。具体的数据通常难以直接进行比较，而“警戒线”则是相对于某一生活水准而提出的相对概念，是指学费水平若超出百姓年生活支出的20％，即超越了“警戒线”。目前，我国高校学生收费已出现超越“警戒线”的趋势。近几年不断攀升的大学学费已使超过约九成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女难以承受。2004年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1]。有的专家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 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因为学费门槛太高，无法通过努力学习而顺利踏上社会升迁的阶梯。这种局面是中国历史上自科举制度出现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2]。 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教授也坦言“近几年高校学费偏高，已超过百姓承受能力”。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任重教授则认为，由于高校学费上涨过快，每个大学生每年的支出在8000—10000元之间，其中学费4000—5000元、生活费4000—5000元，这相当于农村一般家庭的全年纯收入。2005年9月9日，在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合作举办的“高校可持续发展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的花费这一尖锐的问题。 南昌大学甘筱青等教授通过调查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2004年全国高校生学费上涨到5000元，住宿费上涨到1000—1200元，生活费在4000—5000元之间，大学四年花费4—5万。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3]。 目前我国重点大学中，大部分学校和大部分专业的学费标准都在4800—6500元之间；一般大学也要四五千元。2004年我国高等学校生均经费成本约为15000元，若按国际惯例，个人所交学费一般只占教育成本的30％左右，则学费平均值应为4500元，何况我国《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这一比例不得超过25％。世界上最大的私立大学哈佛大学，这一比例也仅为21％。可见目前的学费标准既超出了我们国家规定25％的上限，也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水平。 以上是我国目前高校收费的基本情况。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当前高等教育收费客观上是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即高等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的投资，是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其预期回报是可观的，但多数的预期回报是由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所获得，高等教育的付出只能通过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再次投入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现实的情况是，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速，政府的投入又相对不足，对学生的高收费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高校自身是有难言之隐的。如何看待这种两难的境遇？高等教育是否应该以公平为代价来迎合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潮流？ 二、高收费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高收费使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学校与专业的选择上出现分化 分享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原本是体现机会均等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在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绝对量不足的今天，公平分享高等教育公共资源已成了一种理想和点缀，因为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的不足，通常要靠学生的收费和社会的捐赠来补齐。无论是选择高校还是选择专业，学生都必须缴纳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如果想选择好一点的学校和专业的话，费用就更高。这无形之中已在中高收入家与低收入家庭子女之间划了一道分界线：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一般只能选择较差的学校和收费相对低廉的专业，而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因条件许可能够选择更好的学校和更好的专业。显然，因家庭背景的不同，学生在高校与专业选择上已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这不能不说是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理念的一大讽刺（参见表1）。另据调查，上海财经大学2003级国际金融专业有学生88人，其中只有5人是来自农村：2003级资产评估专业有50人，仅4人来自农村。复旦大学2003级经济学院新生总计385人，其中只有31人来自农村[4]。 表1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在不同特征高校与专业中的分布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