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5）12—0024—06 一、大学教学学术运动产生的背景 美国在殖民地学院时期，大学教师的工作重点就是教学，它反映了从英国带到北美殖民地的学院传统，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当时社会需要的神职人员。那时，教学是教师们的工作中心，被看作是庄严的，甚至是神圣的。但是，从《莫雷尔法案》开始，美国高等教育的任务就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即不仅要培养学生，还要为社会服务。20世纪初期，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称美国当时整个大学的运动是“面向现实和实际。”[1] 这样，高等教育的任务在教学之外又添加了在校园之外的社会服务。与此同时，一些在德国大学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美国学者回来后，又给高等教育带来了一个新的任务——科学研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研究作为教师工作的一个模式开始迅速地传播开来，并在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后覆盖了整个大学学术领域。 这样，美国大学教师工作的重点就开始发生了普遍的变化。许多高校陷入各种相互竞争而又相互矛盾的任务中。原先的学术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场所进行各种不同的创造性工作，衡量其完整性的标准是思维、交流和研究的能力”。但在现实中，学术的意义和外延却被大大缩小了，学术成了研究的同义词，意味着发现知识、发表文章或专著，而传播知识和应用知识则被排斥在外。在这种情况下，教学成了教师们的负担。 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现状成为学者们批判和反思的焦点。如根据我国学者施晓光的研究[2]，威廉·T·戴利在《教学和学术：美国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困难时期》一文中指出，在美国大学中，教授们流行的信条是“不出版即解聘”。在这种压力下，大学教师将不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大学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科研上去。对于这种情况，一些教授表现出无奈和不满，而更多的教授对此予以批判。道格拉斯指出，如果公众听到大学教师们谈论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对作为教师必须发表科研成果的压力感到不堪重负，甚至一些小的学院也在强调科研的重要性，如果不如此，他们就似乎被看作是“平庸”或“低级”。塞丽·M ·巴克对大学中只重视科研而忽视教学和社会服务性工作的做法也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她批评大学说，教师的工作应该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进行衡量，但实际上，科研成为教师晋升和聘任的惟一条件。她指出：“科研似乎成为了决定性的力量，出色的科研工作可以在晋升和聘任时弥补教学和社会服务方面的不足；缺乏科研成果是任何优秀教学和社会服务工作所无法替代的，这致使一些教师不得不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于科研，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教学和社会服务的工作很重要。” 在教学和科研相互竞争教师的时间，而教师用在教学和辅导学生上的时间又得不到承认情况下，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后的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机。因为在这个时期，美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提高了学费。然而，较高的学费并没有使学生得到应该得到的教育，没有满足学生和家长们的需要。有些家长抱怨说，他们花了许多美元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满怀希望他们茁壮成长。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他们的孩子“将会学到什么？”“孩子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家长们的担心不无道理。美国高校学费的上涨与高等教育质量并未成正比。在这一时期，美国立法者和大学校董会开始不断接到对本科生教学质量问题严重的投诉和抱怨。在大学内部，教务长、系主任以及教师开始公开谈论教师的工作重点与大学和学院的使命不相配的问题。一些受欢迎的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对此现象进行批评的书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如查尔斯·赛克斯（Charles Sikes）的《教授的伎俩（ProScam）》（1988）。四年制大学所推崇的学术越来越被认为是专业过于狭窄、深奥以及自我参照和欣赏。 美国历史学家佩琦·史密斯（Page Smith）在其著作《扼杀精神：美国高等教育》（1990）中描写了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情况：美国高等院校的景象如同一片荒芜的沙漠，已往的辉煌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对教授职位的“厮杀”，对本科教育的无视……这种迹象表明，他们正在扼杀美国高等教育的精神[2]。 因此，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晚期，教师的工作，特别是教授该如何分配他们的工作时间作为主要问题被提出来了。 针对高等教育使命的多样性，为提高本科生的教学质量，给教学以应有的地位，美国著名学者博耶开始重新思考学术的含义，并对大学教师作为学者所做的事情在很大的范围上进行重新建构，以促进美国高等教育界对该问题的探讨。在1990年，博耶出版了《学术的反思——教授的工作重点》一书，这本书很快成为了卡内基基金会历史上最畅销的出版物。在书中，博耶指出，在高等教育的使命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教师的奖励制度却变得越来越狭窄。而在这种情况下，受害的不仅仅是本科生，最终受损的还是国家！ 与此同时，为了让高等教育离开令人生厌的科研与教学关系的讨论，并重新理解教师的工作，使它能够将个人和大学的工作重点相协调，对成为一名学者有一种整体的理解，美国一些高校迅速开展了教学学术问题的探索，并很快有了对教师学术性工作进行清晰表达的想法。同时，大学也开始更加积极地响应社会对教育变化的需要[3]。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要求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接触，尤其是在更可能做出求职决定的三年级或四年级时。肯尼迪说：“现在是我们重新肯定教育，即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的时候了。”[4] 加利福尼亚大学完成了对大学本科教育进行研究以后建议，在确定授予教师终身职位时，应更多地考虑教学情况[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