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出于公平的目的世界各国纷纷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其中所蕴含的主要逻辑是，扩张将削弱入学障碍，从而为那些先前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更多人口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历经30余年的发展，尽管各国在推进本国高等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发达国家先后完成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目标，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向大众化迈进，但在各国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问题。 一、国外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的表现 （一）“入学机会”问题 各国关于教育公平的多数公共政策，其中所蕴含的主要信念有：1 ）高等教育大众化或规模扩张将自然波及大多数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主要指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女生以及残疾学生等）；2 ）减免学费将保障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学生的入学机会和学业成功；3 ）扩展专业计划和扩大就学空间将保障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4）举行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必将导致公平的录取标准，从而有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遗憾的是，在多数国家，这些公平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结果。 研究表明，扩张政策只是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扩充并没有充分满足所有潜在的学生和历史上教育机会一直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经济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自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都非常高，而来自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无论是在申请大学的学生中还是在被大学录取的学生中，一直以来都是比例偏低。 在英国，尽管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直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多样化，但英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构成持续反映的是由于财富、文化和先前教育成就而处于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利益。英国在1992年以前成立的大学中，来自高社会经济阶层与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的比率为75∶25，1992年以后成立的大学中二者的比率为68∶32，而同年英国高社会阶层与低社会阶层的比例大约为1∶2[1](p.122)。 在美国，尽管印第安土著、西班牙裔和非洲裔学生的入学机会一直持续增长，但其入学人数与适龄人口并不相称。例如，1998年的高中毕业生中有30％是美国印第安人、西班牙裔和非洲裔学生，但这三种族裔的学生当年进入高校的比例仅占16％[2]。 在德国，199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00名来自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中， 只有33人进入高中学习，8人进入高校学习，而来自高社会经济阶层的100名学生中，则有84人进入高中，72人进入高校学习[3]。 在高等教育需求不能满足供应的国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入学资格通常是通过激烈的竞争考试取得。据统计，即使有入学考试，来自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通过入学考试的可能性，比来自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也要低3倍。 在过去20年里，这种录取比率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一些国家的决策者认为，实行面向全体学生的低收费或免费政策，可以为大多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公平入学机会。遗憾的是，有关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强烈的个人需求和有限的供应条件下，这样的资助政策反而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质上并没有因免费政策而得以提高，甚至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的资助政策反倒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高校学生的普遍资助，其所意味的是，缺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贫困家庭实际上是在资助在各方面都更占有优势的家庭，因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数学生来自中高收入家庭，公共补助金和高等教育的收益者是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 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 ）很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中学毕业以前就已辍学，或因为在竞争激烈的考试中失败而未能获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这些学生从小在文化上处于弱势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成长，在条件薄弱的中学学习。甚至在那些公立大学实行开放入学政策的国家，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也至少有一半以上在中学毕业以前就辍学了。2）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花销， 除学杂费外还包括交通、食宿等费用，因为大学主要分布在城市，对那些来自乡村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这些费用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3）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是影响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 （二）学校与专业中的“选择”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关于公平政策的讨论大都关注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就学空间以及免费或低收费，忽视同样是关乎公平的“选择”问题。选择问题不仅与进入哪所学校学习有关，而且与学习哪一专业和课程有关。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系统在扩充的同时，其系统内部也经历了一个多样化的过程。这种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入学机会，满足了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但另一方面其内部也一直存在严重的分化。近年来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内，学生入学和毕业的数量虽然取有了很大增长，但结果表明，各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并不是均匀地分布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类院校。来自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由于有条件接受私人辅导及进入高质量的私立或公立中学，他们比来自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更有可能通过考试，在进入高质量院校上有更多选择。相反，来自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学生的选择空间却十分有限，他们在二年制学院或在学费高昂的远程教育或夜校中占有绝对优势比例，即便能够进入四年制大学，也大多集中在选择性不强和质量不高的大学学习。可以说，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都很显著。例如，在OECD成员国，越来越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进入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这是OECD成员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日本，尽管来自各收入阶层的学生的入学机会分布越来越公平，但进入选择性学校学习的机会却越来越成为分配社会机会的一个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