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研究文献表明，中国进行的改革是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线的制度变迁过程。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更呈现缓慢、递进、反复的过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从改革初期在校生不足百万人增长到2004年的2000多万人，制度创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影响制度创新与变迁的因素有哪些？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经济学的观点，从制度环境及供求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 对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研究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大致有四种。①以诺斯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制度变迁的主体（组织、个人、国家）希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制度安排具有某种确定性，即制度是人理性设计的结果，国家意志往往导致制度变迁。②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演进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自发演进过程，不是一个理性设计的人为制造过程。比较上述两种观点，哈耶克制度变迁理论是自由主义的，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发展；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理性主义的，是一种主观的理性设计。③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制度变迁源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利益集团的强大会产生坏制度，利益集团的削弱会产生好制度，既不认为制度是完全理性设计的产物，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才是决定一个制度优劣的根本原因；也不认为制度完全是自然演进的，因为利益集团显然是一个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作用的、并且具有明确利益目标的主体[1]。 ④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人或个人为追逐利益所进行的自发性的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模型[2]。根据诺斯观点，潜在利益是制度变迁的根本，故制度在形成过程中都是诱致性的，归根到底是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结果。制度变迁的强制性，更多的体现在对利益集团因利益引诱而达成的非正式制度予以承认，并以法律的颁布形成正式制度，同时无论是否有人对此不满意，都予以强制性的推行。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利益集团在利益诱致下开始的一种博弈，要求国家以法律形式界定为基础性规则并强制推行，只有相对反对者来说才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依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变迁就是制度（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依照诺斯的理论，国家合理存在是制度变迁的前提，但是由于有了国家，制度变迁似乎总是逆向发展，这显然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悖论。哈耶克的制度变迁理论也面临相似的困境：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制度应是越来越趋向完美的制度，但实际生活中，制度变迁过程却不是理想主义的最终设计，恰恰是与自然演进可以获得最好制度的逻辑相反的实践结果。奥尔森的利益集团说使人产生困惑的是：是不是一个社会能够抑制强大的利益集团，一个好制度就会长久地存在呢？现实的答案显然不是这样的。因此，林毅夫的制度变迁模型能更好地理解制度的变迁。 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创新的发生是由于制度失衡的缘故，但是，“当制度失衡发生时，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从由历史决定的结构中的一种安排的变迁开始的，然后逐渐延伸到其他安排。制度变迁因而取决于现存的结构”[3]，即“路径依赖”。根据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选择分析中划分为增量与存量两类改革措施，凡“不从对资产存盘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进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的改革措施，统归为增量改革，反之，涉及到现有资产再配置的改革则应为存量措施”[4]。 因此，我们认为渐进式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就是高校利益集团在与政府的相互博弈中，非正式高等教育制度经由政府以法律或政府政策形式界定为正式制度的过程，这个过程实质是高等教育制度从落后的僵滞阶段经由创新阶段而至均衡发展阶段，是由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和制度均衡所构成的周期性循环过程。 二、制度环境的改变是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外部动力 通常探讨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增长的原因，理论界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政府重视并直接指导改革的结果，二是经济增长导致的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增长，三是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四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等。然而，这些原因仅是高等教育增长变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上述因素在改革前同样存在，只是程度上有差异。[5] “大学是环境与遗传的产物。”[6] 能够直接引起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的改变是决定性的外部力量。 1.人才供求失衡与增量改革 改革初期，由于高等教育外部经济制度环境的改变，更多有自主权的市场主体需要专业人才，但从国家正式计划分配中却不可能配置到大学毕业生。人才的统分统配因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突破，最先解决人才供求危机的方法，是通过政府先默认后认同的走读自费生。1978年3月4日，国家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为充分利用学校的办学能力，在普通高校招生走读生。走读的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后的待遇，与住校生相同。走读生是对完全计划内招生的突破。高校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在招生计划上出现了“双轨制”。198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定》允许招收少量委培生、自费生。自此高校从招生开始脱离对于中央政府的完全计划依赖，开始部分地直接面对人才需求主体，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人才供求制度的创新，突破了计划体制的单一框架。 随着市场主体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招生分配制度的变革经历了“双轨制”、“供需见面”到“双向选择”再到“自主创业”，其主要的改革动因是源于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革，因此，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就被默认为高校的职能和办学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