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正在建构的事实，远没有完成，这一点正表现出现代大学制度结构所具有的开放性的特征。有人把现代大学制度特指为洪堡所创立的德国大学制度[1][2]，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特征就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3][4]。有论者没有特指，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泛指西方大学制度，进而认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自清末引进西方学制即已建立[5]。不错，谈论现代大学制度不能割断历史的联系，也不能不涉及西方的大学制度。目前世界上主要流行的大学制度，包括我国目前施行的大学制度在内，基本上都来自西方，无论是取道于日本还是取道于前苏联或是取道于美国，但其原型都是欧洲大学制度， 都是发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在近代出现的变种，如德国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模式、法国拿破仑帝国大学模式和英国牛津剑桥大学模式等。但这不代表西方近代大学制度就是现代大学制度。而且即使这些被奉为原型的大学制度也经历了很大的改造，而且仍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这是现代大学制度总体上的建构性的具体体现。如被公认为近代大学制度理想模本的德国大学模式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很大的改造，如在美国就进行了本土化，它与原先的英国大学模式相混合，加上美国特有的市场机制，形成了今日发达的美国大学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代美国大学模式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其最大的特色是大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紧密结合。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在结构上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适应性。在美国，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州立大学，包括社区学院，甚至还有现在的虚拟大学（即网络大学）都带有“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特征。这说明，美国的大学发展与科技发展同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呼应。即便如此，美国大学制度也不是一个最为完美的模型，同样也是其他国家无法完全效仿的。而照抄照搬的结果肯定是有悖初衷的，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进而丧失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本性。因此把现代大学制度固执于某种既定的大学模式是明显不妥的。 在我们的语义中，现代大学制度既不是按历史分期来划分的，也不是因为某种制度流行而将其定位为现代大学制度的[6]。因此我们既不承认我国自清朝末年就已经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也不承认当今国际上推崇美国大学制度就认为它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模本。前一种观点是复古论（以洪堡柏林大学为理想），后一种观点是现成论，但两者骨子里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论的，这是我们思想方法中需要极力摈弃的。我们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大学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适应性，它是大学发展具有动力和活力的表现，即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社会经济发展又积极支持大学的发展，这样大学与社会发展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大学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现代的大学制度，因为美国大学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和积极，大学没有向社会封闭，而是与社会发展融为有机的一体。这种开放与融合态势正是大学发展具有活力的表现。而欧洲大学则带有相当大的保守性，这也是自二战以后欧洲大学改革呼声不断的原因。当然大学发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要泯没自己的个性，相反，大学不仅要保持自己的个性，而且要保持它与具体的社会经济行为的适当距离，重点是发挥它在知识创新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从而保持它作为学术机构的特色。所以，开放性、主动性、适应性、独立性是现代大学制度赋予现代大学的基本含义。 现代大学制度在结构上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本土化，即具有民族性，它不是搬用别国的大学模式的结果。这意味着，现代大学制度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模式，我们认为，只有与本国发展有机结合才能使大学表现出其主动性、适应性和创造性。而本土化过程就是现代大学制度所具有的创造性的特色的体现。本土化，就是将在别国实践中非常具有成效的大学制度融入本民族文化过程，实现与民族发展的历史的融合，从而成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变成民族文化中具有活力的、创造性的一部分。所以比照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发展模型来建设我国大学制度的发展思路都是错误的，注定是生搬硬套的，也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毋庸置疑，现代大学制度具有国际化或共性的一面，这意味着，大学制度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正是这一点，才表现出大学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来，才表现出大学制度文化的优劣来。国际化就是大学制度在基本框架上具有通用性，它所表达的价值理念上具有先进性或落后性，表现出人类相互交流和借鉴的需要，从而使大学制度建设表现出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一面。 因此，当我们完整地表述现代大学制度结构性特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回避它的四个基本点：面向未来的敞开性，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适应性，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民族性和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国际性。这四个方面的特征是任何现代大学制度设计者必须关注的方面，也是我们构思现代大学制度的坐标系。 二 那么，现代大学制度核心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就是它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适应性。这一点保证了大学本身不保守，保证大学对社会的开放，保证了它与民族文化的结合，也保证了它能够与别国大学制度之间进行比较和借鉴。因此，现代大学制度不是强调“传统大学自治”的那种自我封闭的象牙塔属性。诚然，纯粹真理追求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挚爱，但我们认为这种追求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现实的基础就是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就是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人的发展需要，以及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脱离了这些基本需要，很难能够搞出什么真正的学术来。所谓纯粹真理追求，应该是建立在价值追求不偏颇的基础上对真正知识的探索，而不是将一个先验的价值封为真理，然后再设法去验证它，因此，纯粹真理追求是探索者对事物或探索对象所保持的“勿我”态度，即它不把先入为主之见带到对事物的观察中，不把这些东西视之为当然真理，而是从对事物的观察和深思中获得经验，然后再经过抽象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功夫，进而得出关于事物的一般结论。有了这一层的“去蔽”功夫，才能对事物认识加深一层，才能进一步获得对事物的真知灼见。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学术研究的现实课题，从事这些研究不是为了迎合某一方面的意志，而应该是学者自己的内在的命令。这些现实的课题就是学者思考的对象，也是学术活动具有生命力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