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高等教育研究的迅速发展使得两者的接壤成为必然趋势。比较中西关于研究与决策的关系发现，贯穿其中的线索是对研究有效性的信任与两者的合作地位是否平等；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在学术场域的不同逻辑中，需要在学术与实务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这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能更有效影响政府决策的资本。 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使得行政管理机构日益庞大，同时行政官员忙于应付大量日常事务，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研究一些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也缺少多种专业知识。因此，迫切需要动员和依靠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来支持公共决策。于是，各国政府纷纷转向大学、学术界和全社会范围寻求智囊的指点和额外的营养。由此，一方面是政府决策日趋科学化、民主化；另一方面又使得高等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仅以学科形态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获得合法地位为起点，多年来所“发表的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章，每年在15000篇以上，出版的专著，每年近百部”，“高等教育研究刊物（不包括一般教育研究刊物和大学学报）400多种”，“高等教育专职研究人员约3000名，兼职研究人员数以万计”，并且“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高等教育科学的学科群”。[1] 不过，两个领域的接壤与互动虽成为必然的趋势，但并不意味着能自然地成为现实。高等教育研究与政府决策的关系中已出现某种不和谐，例如时间问题，研究者（主要是院校中的研究者）忙于教学事务，而决策者对咨询报告的需求常常是急迫的；又如能力问题，决策者要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专业知识的支撑，但研究者以及大学机构是以学科分化的状态存在的；再如沟通的问题，研究者不能很好领会决策者的问题情境，决策者不能理解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等等。 一、关于研究与决策关系的中西比较 近二十年来，西方学者对教育研究与决策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他们归纳了研究与决策的关系模式。Janowitz将其区分为工程模式（engineering model）和启蒙模式（enlightenment model）；Weiss则将其细分为七种模式：线性（linear）模式，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模式，互动（interactive）模式，政治模式（political），战术模式（tactical）模式，启蒙（enlightenment）模式，研究为社会中智识事业的一部分（research-as-part-of-the-intellectual-enterprise-of-society）模式；[2] Husen又将上述七种合并为两种：启蒙或渗透（percolation）模式以及政治模式。[3][4] 我国学者对研究与决策关系的反思反映在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与依赖性问题的讨论中。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讨论是回应此前三十年间社会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围绕“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和“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品格”这样的设问方式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建设的努力，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古已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与品格；90年代的讨论区分了思考的内外两个向度，认为过去思维方式的实质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的外部因素，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也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这在根本上还取决于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时，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校立场。此后的讨论则从“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色色的“契合”所导致的结果。[5] 分析西方各种模式及其分类，其中隐含两个重要的关系维度： 一是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关系。工程模式和启蒙模式，线性模式、问题解决模式与启蒙模式，这样的分类从深层次看，涉及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工程模式、线性模式、问题解决模式等的共同性可归结为：研究的展开依照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应用的程序进行，社会科学家被希望提供实证证据或研究结论以解决既定的政策问题，社会科学被视为直接应用研究成果形成决定。而启蒙模式则认为：研究与决策是非线性的关系，社会科学常常以渗透方式进入政策领域，发挥启蒙作用的研究泛指一般研究，它可以帮助大众了解与思考相关的社会议题，也有助于决策者拓展视野，发现新的议题，形成新的政策。 西方学者在探寻教育研究在决策中的发展轨迹时也发现，上世纪50、60年代，政府决策对研究颇具信心，因为当时普遍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教育研究能够提供科学与理性的基础来解决问题，研究的结果可直接作为决策的依据，而实证研究在教育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70年代，政府政策开始对教育研究产生信心危机，伴随着对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恰当和有效的质疑，质化研究取向开始被纳入研究与政策的关系探讨领域中来。Finch（1986）指出，英国社会研究的历史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偏实证量化的取向，尽管运用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但提供的仅是一些较为浮面的事实性资料。她呼吁使用质性研究取向，以使决策有更为完整的研究基础。[6] Trow（1984）针对美国一项深具影响的教育机会调查研究——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也提出类似的批评。[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