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器”的关系问题，即理念、学术与工具、功利的关系问题， 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大学（注：这里的“大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泛指“高等教育”。） 的基本问题。它涉及大学的理想、理念、精神以及价值取向及其功能定位。大学追求什么？大学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人们对大学寄托何种期望？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们对大学的“道”与“器”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及其价值取向截然不同。今天的大学，已经出现了价值取向整合化的趋势，人们在凸显时代的“器”即科技、工具、功利精神的同时，急切呼唤传统的“道”即人文、本体、理性精神的复归。“道”与“器”、本体与工具、人文与科技的整合，必将成为大学发展的未来价值旨归。 一、“道”与“器”：传统意蕴与现代阐释 何谓“道”“器”？ “道”“器”出自《周易·系辞上·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根据这种解释，“道”即超然于外在形体又存乎于外在形体的非物质的内在抽象的本质、规律、原则、道理、理性、人文、精神、理念以及本体等；“器”即形体外在具体表现出来的事实、现象、器物、工具、科技、行为、实践、物质以及功用等。 “道器”亦即“体用”。如唐代崔憬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之）质也；用者，即形而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外，即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1] 以“形质”为体，以“形质”的妙用为“用”，即物质与物质的作用之意。把“形质之体”解释为“道”，以“妙理之用”为“器”，即把“道”理解为事物本身，把“器”理解为事物的功用，完全符合《周易》的原意。 也有把“道器”解释为“道艺”的。《周礼·天官·官正》：“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郑众注曰：“‘道’谓先王所以教导民者，‘艺’谓礼乐射御书数。”又《周礼·地官·乡大夫》：“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孔门师徒即持这种观点。如《论语·卫灵公》篇记载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述而》篇记载孔子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前三者属广义的“道”的范畴，此四者仍是指“道器”。孔门把“道”分为“大道”与“小道”，“小道”乃艺器也。《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士君子圣人修行“大道”，低贱卑微之小人行事“小道”。《论语·子张》篇记载孔子弟子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中国传统士人读书求学的根本目的是应举做官，因此必须着眼于崇高之“大道”，而不应拘泥于卑微之“小道”。正所谓“君子不器”也。只是在屡试不中或未出名时，才不得已选择“小道”。所以孔子说：“吾不试，故艺。”又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 当代学者涂又光先生在谈到“道”与“艺”时，站在当代学科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将其类比为“人文”与“科技”。他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近代中国人不讲“道”与“艺”了，而讲“人文”与“科技”了，实际上，“今之‘人文’是古之‘道’的发展，今之‘科技’是古之‘艺’的发展”。[3] 当然，“道”、“艺”（“器”）的内涵比“人文”、“科技”要宽泛和丰富得多。 二、“道”“器”疏离：传统大学价值取向审视 中国文化有“德（道）成而上，艺成而下”[4]（注：老子“道”“德”相称，可见“德”即“道”也。） 的传统，重“道”轻“器”（“艺”），重文轻技，重视精神，轻视物质，重视理论，轻视实用，即重视本体，轻视功效。 受上述传统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大学极其重视“道”的传承和阐发（即韩愈所谓“传道”、“明道”），崇尚理性，轻视“器”的传承和发明，轻视实用，以致形成所谓“道统”（韩愈语）。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理性”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纯粹理性或思辨理性不同，重在直觉思维、道德理性或实用技术理性；而“实用理性”（李泽厚语）亦非技术器物，而是一种关注人世社会的伦理教化智慧。因而，中国古代极其重视伦理精神的“人文化成”功能。 孔子教育学生“志于道”、“志于仁”，强调“君子不器”，斥责有志于学习“嫁穑”、“园圃”之器技的樊迟为“小人”（注：《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者！樊迟也。’”）。虽然孔门师徒也承认技艺有实用价值，也是“君子”、“成人”应该学习和掌握的，但认为不能专门学习研究技艺，更认为技艺本应是“小人”即普通百姓和下等人修习的。如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其弟子子夏强调，即使是卑贱低微之“小道”，也一定具有值得重视的对社会发展有价值的东西；但君子不能够迷恋沉醉于这些东西，否则就会因沉溺拘泥于此而迷失发展的方向和奋斗努力的目标。因此，“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成其道”[5]。对于君子来说，那些东西只能兼习而不能专精， 切不可因此而迷失自己的治学方向和奋斗目标。墨家、道家……孟子主张大学应当以传授“道义”、阐明“人伦”为根本任务。墨子主张：“有道者劝以教人”；“教天下以（道）义者功亦多。”[6] 老子更把“道”与“器”相对，认为“道”是至高无上的抽象，普遍的绝对本体，“器”则指低贱卑微的具体实在的什物工具。他说：“‘道’可道，非‘常道’。”[7] “道”亦即“朴”。“器”则是“道”的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朴散则为器。”[8] 孟子认为学校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明人伦”，而他所谈论的“学”，应该是指“大学”。《大学》明确提出大学的理想精神“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董仲舒提出，大学为“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韩愈提出，大学及其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传道”、“明道”。实用工具技术理性及知识在教学内容中几乎不占什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