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考察了世界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大学的形成机制，认为这些大学的兴起并不是偶然发生的随机事件，而是国家建构和发展(nation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战略的一部分，并因此提出了基于有效知识生产的国家与大学良性互动的观点（注：罗燕.世界一流大学形成机制的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6):28-35.）。但是，这个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形成机制的解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理论缺陷——没有真正揭示国家与大学互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而这又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作为国家——大学某种特定互动模式产物的“世界一流大学”，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世界范围内具有一流水平大学的指称，还是一种全新的大学制度形式。 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世界学术中心出现过两次迁移：19世纪从英国迁移至德国；20世纪上半叶从德国迁移至美国。而学术中心的出现与迁移是和所在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联的。因此有人认为，只要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中国的大学自然而然会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这显然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事实上，第一次学术中心的迁移恰恰是从当时世界经济头号强国的大不列颠帝国转移到一个工业化刚起步的国家——德国。据此又有人认为，学术中心的迁移恰是促成所在社会经济繁荣的直接原因。事实却表明，虽然德国的经济崛起确乎是发生在学术中心转移之后，美国经济的崛起却早于学术中心的转移。这说明，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学术地位之间的关联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研究表明，这两次学术中心的迁移，都是在国家危机的背景下酝酿的，而且都以某种方式被纳入到了国家建构与发展战略（注：罗燕.世界一流大学形成机制的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6):28-35.）。不过，对这两次学术迁移发生机制再加以进一步考察之后，笔者发现除了国家这个外在因素的推动外，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其内部机制——一种新型大学制度的形成。 一、德国大学的兴起——知识社会性生产的实现 19世纪德国学术地位的突然兴起是和洪堡领导的新大学运动紧密相关的。这场高等教育改革运动在当时完全是应对国家危机的产物。1806年，普鲁士战败于法国，并于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蒂尔斯特和约。1808年，洪堡受命于危难，出任教育部长，试图通过革新教育制度重塑国民性格，实现民族复兴。1809年，他和费希特、施赖尔马特一起创建柏林大学，并提出了学术自由和教学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开始。然而，人们对洪堡所创建的新型大学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却存在着模糊的理解，一般认为，柏林大学是对大学功能的拓展和深化。笔者以为，这样的理解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不充分，甚至是误导的。柏林大学与其之前大学的主要差异并不是功能范围上的不同（增加了研究的功能），而是性质上的根本改变——从教学机构向学术机构的制度转型。 1.19世纪德国大学制度的创新 从制度发生学来看，柏林大学是洪堡兄弟把法兰西科学院制度创造性地“嫁接在德意志大学传统粗壮的树干上”的产物（注：克劳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9卷）[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68-169.）。柏林大学的产生不仅改变了传统大学的模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新型大学制度的出现改变了学术活动的社会结构。在此之前，人类的学术活动主要是以个体的方式、散在地发生在居家或者王庭内，虽然17世纪英、法都出现了皇家学会和皇家科学院等科学共同体，但基本上是一个荣誉性群体，而不是正式的社会组织。虽然它们有时也为个体科学家提供研究场所，但通常不是固定性的，而且没有制度化的经费来源，也没有能出现学术分化(division)（注：当时从事不同领域研究的科学家属于共同的协会，并在协会举办的共同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洪堡所创建的柏林大学，却通过研究所的建制，不仅为研究者提供固定的研究场所（许多理科和医学研究所后来又衍生出自己的实验室）和制度化的经费来源（注：柏林大学是国立大学，经费由国家提供.），还以此为基础孕育出专业性出版物制度（注：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283.），从而形成了研究所——实验室——出版物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过去那些散在的研究者个体和他们的研究活动被整合到大学这个实体性的社会组织中来，形成一种组织化了的和结构化了的知识社会性生产模式，人类知识生产实现质的飞跃。事实上，就在德国新大学制度确立后不久，利比希、缪勒、高斯等著名学者纷纷迁入大学，自然科学、医学方面的研究所、实验室等也在大学组织中迅速得到发展。英、法的研究者很快就发现，与那些在学生和助手如云、设施完善的大学实验室进行研究的德国同行相比，自己那缺乏固定资金以及人员装备的游击式实验室(makeshift laboratories)，让他们在国际学术竞争中很难望其项背。（注：Cardwell,D.S.L.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in England:A Retrospect[M].William Heinemann Ltd.,London.1957.46-51,89-92,134-137; Guerlac,Henri.Science and French National Strength[M].Edward Mead Earle(ed.),Modern France,Russell and Russell,New York.1964.8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