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改制与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是20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然而，这二者之间并未建立真正的前后关联性，书院在千余年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华，并未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建设21中国大学文化的过程中，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并将其转换为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是构建21世纪有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重要途径。 我们认为书院文化是指在书院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形成有别于传统中国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精神成果的总和。书院文化的内涵相当丰富，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 一、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作为传承与创新儒家文化的主要机构，书院将儒家的人文精神转化为书院精神，使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成为书院文化内涵的最显著特征。人文精神是指一种注重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需要和意义的精神。[1]儒家文化对士人的人格要求、价值体现和实践这种价值的方式方法，都体现为对“道”即儒家的道德理想追求上来，而儒家对于“道”的追求是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士人通过改造自身、完善自身人格，实现所谓“修身、齐家”。在此基础上，儒家强调士人应该将“道”转化为统治秩序，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即所谓的“治国、平天下”。 书院是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主要践履者。书院将道德教育摆在教育活动的首要位置，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模式来设计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栻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儒家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和追求目标。 为将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书院将其制度化为章程、学规等的形式，使书院重视道德教育的人文精神充分显现出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中，对书院生徒的道德教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2]南宋以后，大多数书院遵循这一学规，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重视道德教育是实现个体道德完善的最具体手段，也是书院人文精神彰显的一个维度。 书院人文精神另一个展开的维度是培养生徒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书院学者认为儒家对“道”的追求不止是个体的完善，也不仅仅是在超世脱俗中得到满足，而是应该在个体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因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用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因此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在这种情势下，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此外，以“道”为内核的人文精神，还广泛地体现在书院环境的选择、建设和祭祀等方面上。 二、学术创新精神 宋代以来，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即宋代的程朱新儒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这些学术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书院息息相关，或者是以书院为研究基地，或者以书院为传播基地，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以书院宽松的办学环境为基础，学术大师云集书院讲学为推动力，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获得新的观点、思想而形成的。 第一，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从来没有被朝廷的官方文件正式纳入官学体系之中，即书院没有被官方视为“储才以应科目”的机构。因此，其受到的限制远远小于官学，书院在经费管理、山长选聘、教学内容与方式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是书院实现学术创新的重要条件。与私学的差异则主要表现为：首先，书院有以学田为核心的经费体系的支撑，将学田出租的收益作为其日常的运作经费，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经费管理体制；其次，书院制定了相当完善的选聘山长、招收生徒、教学活动、藏书与祭祀等方面的制度。书院与官学、私学的这些差异使得书院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学术创新环境和必要条件。如不少书院以充足的经费为支撑，购置和收藏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出版学术著作，甚至刊刻本院教师的讲义、生徒的优秀课艺、本院志等等。如以研究和传播汉学而著名的杭州诂经精舍就将其生徒的课艺出版，先后出版了《诂经精舍文集》八集，成为清代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更重要的是，书院还有官学、私学都不具备的相对自由的办学空间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书院师生不仅可以自由讲学，而且能够潜心创新学术，取得了程朱新儒学、明代王湛心学和乾嘉汉学、清代实学等重大创新成果。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就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3] 第二，学术大师主讲。如前所述，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使书院不仅能聘请学术大师担任书院的山长或主讲，也可以延聘不同的学术大师前来讲学，甚至会在书院形成相互答疑问难的学术讨论盛况。 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明代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湛若水，清代的汉学大师惠栋、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等人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讲学于书院。这些学术大师将书院视为学术创新的基地，他们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不少是在书院完成的。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农历八月，朱熹携弟子从福建到湖南岳麓书院讲学，与当时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讨论学问，他们讨论问题主要集中中庸之义和“太极”这两个宋代新儒家注意研究的问题上。这次讲学对朱熹的学术体系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