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在这种浪潮的推动下，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之间的国际交流呈现出空前的强劲势头，交流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属前所未有，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然而，在喜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这种“‘交流’是盘根错节的思想文化问题，它把时代的种种自我冲突编进了自己的代码之中”，[1]要警惕外国在与中国开展高等教育交流的背后潜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文化用心。因此，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进程中，我们时刻不能忽视教育主权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因为，维护我国的教育主导权，确保我国教育主权的不旁落、不让渡、不转移、不受侵犯与干预是我国开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开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以不违反我国法律，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鉴于教育主权的重要意义，围绕“能否维护教育主权”和“如何维护教育主权”的话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不少学者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当今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和教育贸易中，只要把境外教育纳入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的管辖之下，我国的教育主权是不会旁落的”，[2]“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能够依靠民众的力量收回部分教育主权，那么，80年后的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主权国家，完全有能力保障教育主权不受任何侵犯。有人担心随着教育服务的开放，国家的教育主权将要受到挑战。其实国外教育机构来我国办学必须要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接受我国政府的管理，它不可能对我国教育主权构成威胁。”[3]还有学者认为，即便是外国独资大学，只要有《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国际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国政府签订的WTO教育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作制约，即使授予它一定的大学“自治权”，也不会因此使学生受到“侵蚀”或“演变”，更不会侵犯国家教育权和教育主权[4]。概言之，他们认为，因为中国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所以只要中国在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监督，就能保证教育主权的不受侵犯；因此，对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教育主权问题的担心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对以上学者的乐观论断，笔者心存疑虑，不能“照单全收”，有必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展开辨析和商榷。 一、国家主权和教育主权的视角 以上学者的乐观论断可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前提，即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教育主权可能会受到威胁，就连一些民族国家的主权都会不同程度的弱化。全球经济创造出了一个不再是以国家政策主导经济力量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超越国家的地缘经济力量主导经济政策的世界。全球化的本性不仅具有潜在的排斥性，存在着剥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地位的各种参与者的发言权的危险，而且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掩盖着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关系、等级差别以及矛盾冲突。冷眼观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确实有借用全球“共同繁荣”、“全球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号，推行其“经济霸权”、“文化霸权”乃至“军事霸权”的嫌疑，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浪潮已经弱化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例如，大家熟知的“人道主义干预”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理论的必然结果，“先发制人战略”就是无视国家主权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自然延伸，“全球治理战略”就是世界主义理论的逻辑要求。另外。国际体制之所以使世界秩序得到稳定是由于霸权国家提供了体制这一国际公共物品，维护了秩序，并通过这一认识得出了新的结论。在落后国家加入这一体系时，所拥有的获得双赢博弈的余地是十分有限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同样也存在着这种潜在的危机。 具体来看，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外各种高等教育机构纷纷“抢滩登陆”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冲击。外国教育机构来华合作办学等高等教育国际交流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来“淘金”，而非“教育扶贫”；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把目光投向中国留学生，成为“人才收割机”，既“收”人，又“割”钱。据介绍，美国一年就接受中国留学生5万人，这相当于中国20多所著名大学一年毕业生的总和。“有糖的地方就有蚂蚁。”这种经济利益是显见的，这是教育作为一种服务贸易的内在要求，是容易按照法律、法规来约束的，尽管这些法律法规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按照“利己”的原则制定的“游戏规则”。然而“教育可以被看作是‘外交政策的第四个层面’”，“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5]“传教士已成为世界上的一股势力。政治家已确信，传教士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必定要对中国起作用”，这种交流背后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用心则是潜在的，是“于无声处”、“随风潜入夜”，是不容易按照法律法规来约束的，也是很难判断的。说到这里，有学者或许会说，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中也有不少是非敌意的交流与合作，甚至不少是和善的援助。对此，笔者不是急着要去否认这种可能，只是觉得不能单纯地、不加分析地看待它，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不妨让我们仔细听听来自美国的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给我们的告诫：“工业化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专门知识，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持它们对第三世界大学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出于利他的动机，可能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他们的知识优越感”，“给第三世界的国外资助项目、技术援助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有复杂的动机以及通常不可预料的各种后果。捐赠国在提供资助时往往怀有好几种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教育和政治结构的渗透，这种渗透能确保稳定及普遍地模仿西方的趋向”，“这种援助维持了第三世界的依附模式”。[6]回到国家主权和教育主权这个问题上来，尽管笔者承认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其国家教育主权旁落的可能性是甚小的，但却并非绝不可能，也更不能由此断定教育主权不会被部分让渡、转移和干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审慎而非盲目乐观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