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级结构的形成 1.二元双层结构 这样，在明治十九年（1886年）帝国大学建立的时候，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就具有了官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大学与专门学校这种二元双层结构。图1就是这种结构的形象图。官立学校直接与中等学校连接，但却分为专门学校与帝国大学双层，而私立学校全部是专门学校，而且与其说是接收中等学校毕业生的“本科”，不如说是不问入学资格的“别科”占在校生数的绝大多数。帝国大学、官立专门学校、私立专门学校之间，就按这样的顺序形成各自社会威信的排序，便是理所当然之事。大学与专门学校之间除了修学年限不同以外，在教师、学生、资金、特权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官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也是一样的。社会威信的排序是对应这种差距形成的。 正如上面所述，这种多层次结构在倾斜地分配有限的资源、满足日益增大的升学要求与人才需求方面是合适的，但同时又很明显地缺乏稳定性。 第一，被认为处于金字塔状的多层次结构的顶点、与“外国大学”同等水平的帝国大学，因为水平太高，反而遭到批评。“与其它高等教育机构处于隔绝地位的帝国大学的存在，是导致激烈的考试竞争以及整个教育制度的各种各样的扭曲或问题的原因”的批评，从明治二十年代初就已经有了。由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废除帝国大学或把它升格为“大学院”，代之以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的构想。 第二，由于资源的限制和依靠学费收入的经营形态，使处于金字塔状的制度底部的私立学校与帝国大学、官立专门学校之间，在教育研究的质量方面存在巨大的落差。提高占高等教育人口近一半的私立学校的水平并缩小其与官立学校的差距，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性课题。努力提高层次水平的私立学校也有强烈要求政府在法令上承认其作为“大学”的动向。 在整个战前时期，一直动摇我国高等教育并带来不稳定性的，基本上是这两股力量。近代化初期的“环境”因素产生了顶点与底部之间距离甚大的金字塔状的高等教育制度。而且这是一种适合称之为二元双层结构的，官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大学与专门学校各自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的制度。这两股力量要求把这种隔绝的结构改变成更加连续的结构，缩小金字塔状的顶点与底部的距离或差距，使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官立、私立专门学校真正成为日本式的“大学”。 2.改革的动向 由这两股力量推动的改革与改革构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1）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井上毅文部大臣为了应对人们对帝国大学的过分追求学术水平、导致人学考试竞争激化或修业年限实质性延长的批评，提出把帝国大学从学校系统中独立出来升格为“大学院”，同时把作为大学预科的高等学校改组成专门教育机构，并以此形成新的“大学”的构想。但是，由于遭到帝国大学的强烈反对，这个构想并未付诸实施[10]。 （2）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政府颁布了《专门学校令》。在此之前， 没有任何有关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法律。在统计方面，被称为专门学校的学校内容包含了下至接近各种学校、上至称为大学的多样化形态。这个法律的目的除了制定专门学校的设置标准，谋求提高私立学校的水平以外，还在于控制私立学校日益高涨的升格运动。根据该法令，只有满足一定的最低标准的私立学校，才能被认可为“专门学校”。同时，对设有一年半程度预科的“大学部”之有实力的私立学校，允许其使用“大学名称”[11]。 （3）但是，基本矛盾并不能完全解决。 在明治四十年代至大正初年间高涨的学制改革争论下，高田早苗文部大臣于大正四年（1915年）提出了不问官、公、私立，把专门学校全部变成“大学”的“大学令案”。这个法案虽然与井上毅的构想不同，完全没有涉及到帝国大学的地位，但对已经增加到4所， 并确立作为培养精英机构之社会地位的帝国大学，已经难以指望把它们废除或升格。想不动帝国大学，而把专门学校作为“低水平的大学”并在法令上承认的这个构想最终也未能付诸实施[12]。 （4）经过这样的过程，大正七年（1918 年）颁布的《大学令》承认帝国大学以外的官、公、私立大学的设立，这总算是一个能够付诸实施的解决办法。根据该法令，虽然仍然保留了多层次结构，但在私立专门学校中开辟了一条把那些增加各种资源积累、通过开设“大学部”来提高质量，并被允许使用“大学名称”的学校进一步选为正规“大学”的渠道。还有，在官立专门学校方面，也允许具有特别高水平的一部分学校升格为单科性“官立大学”。结果，制度的结构就变成了图1（Ⅱ）。 附图
图1 高等教育系统的形象图 （5）虽然进行了改革，但是多层次结构依然存在，在这点上仍有局限性。 改革的结果，产生了10多所官立单科性大学和20多所私立大学，但并没有缩小金字塔的顶点与底部的距离，而是使金字塔内部的排序进一步复杂化。即金字塔使官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处于上下的关系，在其内部使帝国大学—官立大学—专门学校、私立大学—私立大学专门部—专门学校分层的这种多层次结构进一步得到强化。 （6）这样，尽管大正时期高等教育机构大量增设， 但是在日益严重化的入学考试竞争的背景下，进入昭和时期后，再次导致改革争论。金字塔状的高等教育制度作为考试地狱的元凶，成了受到强烈指责的对象。与上次相比，虽然提出改革的主体不同，改革构想更加多样化，但是多数改革方案均要求把分化的高等教育制度统一起来。阿部重孝等提出的教育改革同志会案[13] （昭和十一年）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个方案要求大学、高等学校、专门学部，全部调整、合并成与中等学校直接连接的3～5年制的“大学校”。但是，这个学制改革议论未形成结论时，就遇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的解决只好留到战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