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设定 1.危机的性质 在追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时，我们知道，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改革构想不断出现，也不断地被研究。在制度的产生时期，围绕高等教育的应有形态进行争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此后在5～10 年这样短的时段内不停地对改革进行讨论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国整个教育制度中，高等教育处于不稳定的地位。这种不稳定性即使在经历一个多世纪历史的今天，也基本没有改变。这一点只要想起1970年前后的“百家争鸣”式的大学改革讨论就再清楚不过了。 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结构这么缺乏稳定性呢？仅就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改革议论而言，用马丁·特罗所说的“过渡时期”的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能的[1]。这是因为，根据特罗的“现代工业社会的高等教育结构（历史）理论”，我国高等教育在这个时期正处于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过渡的发展中，这与同样接近过渡“门槛”的其它高度工业社会一样，视制度改革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但是，如果把象征制度不稳定性的不断的改革议论当作经历一个世纪的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性，那么仅靠“过渡时期”的理论能完全说明吗？ 高度工业社会的高等教育现在共同的、在过渡时期所特有的改革课题，毫无疑问就是面临危机。用一位比较研究家的话说，“将来的历史学家在追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时，他会发现这个发展过程有三大政策性课题：①规模扩大；②高等教育机构或制度的部分改革；③整个系统的改革”[2]。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要求接收日益增多的学生即所谓“容器”的传统大学或高等教育制度要进行质的变革，从这种要求导致激烈的“学生反叛”或大学学潮，成为改革议论的导火索，这是以特罗为代表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一致见解。 这种全球发展阶段理论的观点，的确成功地、鲜明地抓住了大的历史进程及其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过渡或转型的问题。但是，它还不能直接说明在各个工业社会里，大学或高等教育制度正在面临的具体课题和危机的特性。特罗关于从精英到大众、从大众到普及的这个“结构（历史）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运用到个别具体社会或制度这样的层面，显然过于宏观。 2.“遗传与环境” 构成高等教育制度核心的“大学”（university），不言而喻，是在中世纪欧洲的特定历史时期作为独特的社会制度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在发现新大陆、进入东方、工业化发展等欧洲文明圈的扩大与影响力的增大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独立国家不拥有“大学”。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大学”从欧洲世界向非欧洲世界的移植与传播，并不是完全照搬其形态和功能的范式。这是因为起源于欧洲的大学在非欧洲社会的新环境下，具有了与母国（欧洲）大学不同的形态和功能。E ·阿什比用生态学的理论巧妙地说明了这种“大学”的移植与变化的问题。“与植物或动物一样，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例如，美国的大学从欧洲那儿继承了遗传性状，产出了英、德混血种。但是，美国的环境把它改变成了新种，而且这种新种的大学现在正在被移植到世界各地”[3]。 这样，如果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美国是“混血种”，又是“新种”的话，那么，日本是什么呢？它是“混血种”，还是“新种”？用阿什比的比喻来说，在大学“进化”历史过程中，从欧美各国移植过来的大学，尽管其基本性质由“遗传性状”决定，但在适应日本的“环境”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态和功能。全球发展阶段理论缺少的正是这种质疑和分析高等教育多样性的框架。弄清我国高等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或不稳定性，需要的就是摸清这种高等教育的个性。 3.等级性与僵硬性 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正当大学学潮最盛时期，来日本的OECD教育调查团指出：“日本的大学危机既有与其它先进工业国家共同的经历，又有日本独特的原因。”[4] 关于“日本独特的原因”，调查团认为，“它在于日本高等教育制度具有极其显著的等级性，又缺乏‘弹性’”。但是，现在在高等教育研究者中已形成共识的等级性与僵硬性这两个特性都不是我国高等教育所特有的东西。众所周知，特罗所说的欧洲各国的“精英型”大学制度，对于要求变革或改革的各种力量也是具有无法灵活应对的、僵硬的性质。还有等级结构，如我们从美国这个典型的案例中看到的，也是进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所共同的东西。日本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说是在僵硬性与等级性并存于一个系统之中、两者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方式”上。 我国的高等教育是由400多所大学和500多所短期大学构成的。这些大学在教师与学生的质量、设施设备、教育研究水平、社会威信等各种资源方面具有多样性，并与此相对应地形成具有极其尖小的顶点与宽大的底部之金字塔状的结构。独特性在于构成金字塔的大学之间上下缺乏流动性，而且，尽管规模急剧扩大以及不断进行制度改革，但是等级结构和形成这种结构的大学之间的排序在这一个世纪里基本没有改变。换句话说，我国在大众化阶段所特有的制度的等级结构，在近代高等教育产生时期以及在精英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雏形”，并在此后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强化和制度化。 因此，正如OECD调查团指出的那样，我国高等教育正在面临危机的最大根源之一在于僵硬性和等级性的制度结构，而且这个“雏形”在近代高等教育产生时期就形成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弄清现在危机的基本性质，返回到制度的产生时期，探索阿什比提出的“遗传与环境”的问题是不可缺少的工作。这是因为，日本的大学也是从欧洲各国继承“遗传性状”建立起来的，而且它是在适应不同于欧洲的“环境”和发展过程中形成高等教育的所谓“日本独特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