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是欧洲中古时代留给后世的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直接渊源。几乎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大学，都是一个同样的机构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改制物，因此，要完全理解存在于现在拥有“大学”这个名称的最现代、最实际、最不奇特的机构里的办公室、名称、仪式、组织的含义，就必须回到曾经存在的最早大学的最久远的时期，追溯穿过了7个世纪的主要成功者的历史。[1] 通过揭示大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了解西方大学的个性特征，才能够更好地借鉴其教育模式。 一、基督教及其组织——中世纪文化的塑造者和早期知识的累积者 大学的诞生是欧洲文化发展的产物，研究大学必然要研究西方文化，而研究西方文化不能不研究代表了它的精神实质的核心——基督教。“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2] 决定基督教命运的是社会历史环境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基督教在早期中世纪处于一片文化蛮荒的状态下承担起了拯救和重建文化的历史重任，并最后发展成为整个中世纪最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在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便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文化，西欧也获得了统一与形式。而且，这是把西方的发展与其他的世界文明区别开来的最为重要的一点。[3] 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数学所以先兴于埃及，就因为那里的僧侣阶级特许有闲暇”。[4]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知识活动主要是在修道院里进行，就是因为教士们有闲暇，只有他们才具有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特权和条件。8～11世纪，基督教教会仿照世俗封建主的等级制度，在教会内建立教阶结构，组织逐渐发展出教皇制和修院制，并通过修道院这一文化实体和制度，使得因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欧洲战乱欧洲古典文化遭到极大破坏的情况有所缓解，及至“加洛林文艺复兴”，早期基督教文化初具形态，中世纪早期的文化得以传承、智力活动得到保护。克里斯托弗·道森强调，对中世纪文化起源的任何研究，都必然要给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历史以重要地位，因为“在从古典文明的衰落到12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700多年的整个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只有通过修道院制度，宗教才得以对这些世纪的整个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影响”。[5] 教育本身也因此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由于早期教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财富和权利不断增长，因而具备了办学校的经济基础。在基督教教会的努力下，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Monastic School）、大主教学校（Cathedral School）和教区学校（Parish School）。这些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除了僧侣修炼外，就是培养神职人员。起源于僧院制度的修道院学校是最主要、水平最高的教会学校，它的学生分为准备充当僧侣的自愿献身者和学成后不准备充当僧侣者两类。大主教学校设在各主教的管区内，直接由主教管理，学校的组织和性质同修道院学校相似，目的是培养高级僧侣，学校设备较好，学科内容也比较完备，学生为贵族和高级僧侣子弟。一些大学就是由大主教学校脱胎而成。出现较晚的教区学校则设在村落教堂的门房或神职人员的家中，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只教授一般的读、写、算和宗教的初步知识及唱赞美诗等，也向一般世俗群众开放。教会首先需要的是对教士和僧侣进行读、写、算和教义基本知识的教育，这就需要利用古典文化的一些成果，这就逐步形成了被称为“七艺”的学习课程，成为诞生后的大学的基础课程。 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修道僧，还使得古典文化的传统和古典作家的著作得以保存。如，僧侣们除了传教，还利用相对安全的修道院图书馆抄写旧书、写作新书、保存了很多古代文明的典籍。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些资源，担负起了学校（也是当时仅存的学校）的职责，使“古老的学问传统在修道院里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因之修道院的学校和图书馆以及寺院缮写室成为西欧高等思想文化的主要机构”。[6] 西方大学史专家拉什达尔也认为：“介于查理大帝和11世纪的时段被称为本尼迪克时代。这个词表明了它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即这是惟一的一个欧洲教育主要掌握在修道士手中的时代。[7] 直到中世纪后期，才在西欧各国出现教会的教育机构和世俗的教育机构并存的格局。 见证欧洲文化传统的一些古老而著名的教堂大都建于8～13世纪。 教堂的建立和僧侣队伍的扩大，需要有教育和培训神职人员的地方，于是寺院学校随之增加，基督教教育所具有的办学基础和经验给大学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基础条件。11～12世纪，设立在城市的教堂学校目益发展，逐渐占据了教育和学术的领导地位。例如，一些著名的城市教堂学校有巴黎、沙特尔、奥尔良、图尔、莱昂、兰斯、烈日、科隆、约克、坎特伯雷等等。这类学校开设的课程一律用拉丁文讲授，学校里的教师有很多是著名学者，如拉瓦尔丁的希尔德伯特、沙特尔的贝纳尔、拉波里的吉尔伯特以及曾做过巴黎主教教堂学校的教师的阿伯拉尔等。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里的知识传播活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教师，为大学的诞生奠定了直接的人力基础。经院哲学的产生，特别是13世纪兴起的托钵僧为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注入了理智之光。托钵僧在长期负责教育的修道院更加重视忏悔、祈祷和隐居生活而对教学工作的兴趣降低之际，承担了教学责任，对基督教理论的发展表现出兴趣，并因其深厚的哲学和神学造诣而在欧洲的许多大学享有崇高地位。一些大经院哲学家实际上把持了13世纪的大学，给持续的中世纪理智复兴开辟了道路，也准备了大学产生和发展的理智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