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兴起于19世纪末，并适应西方殖民者在华“传教”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而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与同期国人自办的公、私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在招考模式、生源结构与分布、招生规模与质量等方面，既有某些共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探析教会大学的招生特点，是研究教会大学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不仅能深入认识教会大学的性质与办学特色，而且有助于全面总结近代以来大学招生考试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今高校招生改革提供借鉴。 一、自主招生与单独考试 与清末民初国内其他类型高校一样，教会大学实行单独招生考试。这一招生方式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自然延伸，也是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1]。其招生程序主要包括发布招生广告与招生简章、审核考生报考资格、举行入学考试、择优录取等环节，形成一套招生流程。 教会大学创办初期，在各地报刊杂志上刊登广告宣传，以便考生了解情况。其后形成固定的制度，每年4、5月份，在全国报纸上刊发招生信息。1883年7月9日，圣约翰书院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规定：“凡入学学生须签定为期8年的契约， 学生在校头4年每月交纳学费两元，后四年一概免交，饭食铺陈亦有学校负责提供。”[2] 这是在华教会大学最早的招生广告之一。后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岭南大学等教会学校在上海、广州、北京、汉口、香港等地报刊发布招生信息，广开生源。此外，考生也可直接向各校索要招生章程。 在招生中，教会大学比较重视学生整体素质，对报考资格做了详细规定。不仅要求考生具有中等教育程度以上，而且延续西方高等教育传统，要提供原毕业学校校长或教师的保证书。沪江大学“新生入学通则”规定：报考者须修完新制中学六年课程，或修满高中课程而程度稍逊者，可投考大学预科；须亲自或致函向学校索要报名书，包括填写志愿书，交相片、报名费，并附交中学毕业证书或毕业证明、学业成绩、校长介绍信与保证书。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招生正科生、专科与短期科生。“未在大学毕业而有同等学力者，得入院作专科生；短期科生的入学资格为：学生须曾在教会内服务，有工作上的经验，此外，须有下列资格中的一项：（甲）能修燕大课程的程度；（乙）曾有与中学毕业程度相等的教育或经验，程度当否，由本短期科主任分别核定；（丙）了解国语，中文通顺，有能以中文发表思想的程度”[3]。需要校长或教师出具保证信、规定学生具有相当的工作经验， 这些都是对学生能力的考察。 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有的每年举办多次招考。例如，岭南大学1934年的招生考试：夏季第一次为7月16～19日，第二次为9月3～6日；春季为1935年1月28～31日。燕京大学主要在北平、天津、上海招生，每年至少举行5次入学考试：“春季研究院入学试验；承认中学5月保荐入学试验；外国学生入学试验；7月普通入学试验，其中包括投考本科一年级新生、转学生及投考研究院新生；研究院第二次入学试验”[3]。金陵大学1938年9月7、8、9三日在成都、万县、长江、桂林、香港、上海举行入学考试，名额定为60～90人。 在考试科目上，教会大学向政府注册后，三民主义、国文、英文这三门为必考科目；另有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科目按各校不同规定分别予以考核。例如，沪江大学规定：“曾在中学选修商业课程而未习理科者得以生物学代理科。”[4] 燕京大学一项特有的考试科目是智力测验，其内容十分广泛，目的在于测试考生的智商和知识面。 二、生源主要来自上层社会、教会中学和基督徒的子女 教会大学在创办初期，由于风气未开，当地居民抵触情绪严重，更不愿将孩子送入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念书。在缺乏生源的情况下，主要招收贫困子女，免费入学。登州文会馆规定：“凡入校学习者免除其修业金，并且丰其供给，一切衣履靴袜、饮食笔墨纸张医药灯火，以及归家路费等皆出自学校。”[5] 由家长与学校签定合同契约，规定学生必须在校学习的期限。此外，也招收流浪儿、孤儿。 伴随清末科举与教育改革的兴起，教会大学的生源逐渐扩大。其招生对象开始向上层社会发展，以培养领导中国之优秀人才为目标。这种招生转向的第一步是：修改贫家子弟全部免费读书的条款，规定学生的服装、被褥、学习用品自理，并缴纳食宿费。第二步是：开始收取学费，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如东吴大学1924～1925年学费为每期80元，住宿费为每期20元；华中大学通常每生每学期缴纳学费及食宿费各45元；圣约翰从1880年建立收费制后，逐渐增加学费。校长卜舫济在1919年年度报告中称：“圣约翰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费维持的，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一所美国大学达到圣约翰这样基本自给的程度。”[2] 1934年伍德亦承认，圣约翰的学费高于中美任何同类学校。 随着食宿费和学费的提高，普通家庭日渐无力承担昂贵收费。虽然许多学校曾采取措施帮助家境贫穷的出色学生完成学业，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们发现教会大学已对贫困学生关上了大门，其招生呈现贵族化趋向，多数来自富裕家庭。对当时学生家庭的调查表明，燕京大学60％以上的学生来自工、商、军、政或其他专业人员家庭，而出身工农等劳动家庭的学生不到1/10。1938年燕大学生家长职业分布的情况是：商，28.5％；闲，26.8％；教育，11.1％；农，7.1％；政治，16.3％；医，4.9％；交通，3.3％；银行，2.9％；实业，2.2％；教会，2.1％；工程，1.9％；律师，1.4％。燕京大学成为银行家、企业家、大商人之子弟的乐园[5]。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有前国务总理的侄子、总督的孙女、部长的女儿、旧式儒教家庭的女孩，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小康的商人阶层，另一部分则来自在政府部门服务的职业人员家庭，其父亲或是医生，或是教师，或是工程师。由此可见教会大学招生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