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是现代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为世界各国的一流大学（Top University）。尽管研究型大学在各国大学中所占比例只有3—5％（占本科以上院校的5—8％），但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系统中的中坚力量，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不仅能源源不断地提供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成果，而且能培养出大批的学术大师、政治领袖、文化名流、经济精英。研究型大学的大学组织结构的设计和选择，是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和办学特点密切相关的。 一、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点 研究型大学是科学知识的创新源。研究型大学之所以有别于一般大学，是因为它们是知识创新的源头，其使命是要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或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做出杰出的贡献。据统计，在世界顶尖学术刊物《Nature》和《Science 》上刊登的论文中，第一作者有2/3来自于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往往具有一些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高水平的学科，拥有众多在某领域中处于领先的学科。同时，研究型大学还有学科综合、交叉和渗透的优势，能提供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的科技创新性成果。 研究型大学是著名学者和大师云集地。研究型大学聚集着一批在科技界、学术界和知识界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知名学者。据统计，世界著名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近80％来自于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如英国剑桥大学先后拥有20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现任教授中，有诺贝尔奖得主15人、国家科学院院士114人、国家文理学院院士201人、国家工程院院士72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现任教授中，有12位诺贝尔奖得主、97名国家科学院院士、210 名国家文理学院院士、91名国家工程院院士、23名国家医学院院士。在中国，2002年度，从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分布看，北京大学44人、清华大学48人、浙江大学18人、复旦大学22人、南京大学23人。 研究型大学是卓越的科学研究的技术平台。现代科学发展表明：现代科学研究的水平与实验室的技术条件和水平密切相关。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和分析测试仪器，科学研究便举步维艰。据统计，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政府已先后投资了几千亿美元，建立了几百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国家重点实验室90％集中在美国排名前100位的研究型大学内。同样，1995年由日本JGSR科学研究补助基金委员会花巨资创建的“卓越的科学研究中心”（Centers of Excellence，简称COE），主要集中在日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中国的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近90％落脚在研究型大学里。 研究型大学拥有最优秀的生源，研究生教育是其发展的重点。在我国，每年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各类科学竞赛的顶尖学子都云集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得天独厚的优秀生源给研究型大学带来生机和活力。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思维活跃、探索精神旺盛，在学术大师的引领下，成为知识创新的生力军。 二、研究型大学的使命：以知识创新与学术发展为取向 研究型大学的组织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以知识创新为己任，以学术发展为取向。研究型大学所肩负的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许多都是国家层面上的，它们有责任不断跟踪国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催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原创性成果，以提升国家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这种组织目标的导向下，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组织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必然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需要重新思考研究型大学的组织结构。 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金字塔式”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大学组织结构过份强化大学的行政权力，而忽视学术权力，“官本位”大行其道，“学术本位”的思想没有得到确立，它阻碍着一些大学的组织结构的设计和选择。国外大学，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在德国著名学者洪堡（Von Humboldt）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已确立了“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研究中心”基本思想，并把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作为大学的基本任务，从而进行组织结构的设计和选择。 要明确研究型大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要深刻认识科学研究的特点和规律，这对设计和选择研究型大学的组织结构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科学发展是一个细分化与综合化的互动过程。众所周知，近代科学发展的最大成就是对自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成就在于确立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两大支柱：逻辑与理性，近代科学不仅把自然分成“数、理、化、天、地、生”等六大门类，而且把这些学科门类分解成不同的研究领域，如物理学中，形成了力学、光学、声学、电学、电磁学、热力学等，“久分必合，久合必分”。学科的分化必然带来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化工、计算化学、地球物理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学科，如空间科学与技术等，还出现了激光、超导、纳米、环保等多学科协同的研究领域。越是介入科学的前沿，越是进入知识创新的层面，学科的界限越模糊，越需要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越需要学科的“共生态”。研究型大学的组织结构如何才能适应知识创新的新特点是值得探索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