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是学术普及的基石，学术普及是学术传承的必需。但是，学术研究是需要科学的态度、人文的精神、踏实的作风、不懈的努力的。前辈学者们强调：“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正是治学的至理名言。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种种诱惑的干扰，国学研究如何深入？国学研究面临怎样的挑战？学术界必须作出理性的回答。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从文献入手，进行中国茶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有了更多的体会。①中国茶文化是国学的组成部分之一。②我们认为：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实践表明，专题文献的拓展有利于国学研究的深入。在新的时代，在新的学术环境和新的学术载体面前，学术界必须有新的思维、新的眼光、新的手段，以取得新成就，实现新突破，跨越新阶段。 一 2005年，“国学热”被学者列为人文学术热点的首位。③其热闹程度，可以用“热热闹闹，世人注目”来描述。其实，国学是有多个层面的，诸如：国学的普及，国学的研究，国学的保护，国学的利用，国学的创新。但是，热闹是表层的，是形式的，而缺乏的则是深层的，内涵的。 就拿国学的普及来说，国学到底在当代有何价值、作用、影响？国学知识的推广到底应该如何进行，达到何种目标？在少年儿童中，采用私塾式的读经和穿古装，是否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在青年之中，成立若干国学社，并且把汉服作为时装，是否就是最好的践行方式？在社会的精英群体，花高价听几堂课，飞机穿梭几趟，是否就能掌握国学的精髓？专家学者们开几次讲堂，滔滔不绝地把新名词与国学联系一下，是否就能使国学深入人心？这些，也许都是应该做的，在“眼球经济”的态势下，也是最能产生轰动效应的。不过，国学的普及需要“春风化雨”般的关爱，需要“润物细无声”式的深入，而不仅仅是“暴风骤雨”式的雨过地皮湿。当前态势下的浅薄，只是表明对国学理解的肤浅，对国学追逐的本末倒置。国学普及同样需要根基，需要研究作为肥田沃土。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研究员谈对读书的理解和经验时，举了几首耳熟能详的古诗，提出了新的见解。一首是李白的《对酒忆贺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杨先生经过考据认为：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诗和酒打破了官本位的等级制度，这种文明共享的情景在后世的唯官是崇，见钱眼开的世俗体制中是难以想象的。”一首是杜甫的《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大多数学者人云亦云地认定杜甫在讽刺花敬定，讽刺他僭越非分，在宴会上采用了皇家才有资格采用的礼乐制度。杨义先生依据史料指出：“杜甫是说这美妙的音乐是能在长安朝廷里听到，现在我居然在成都将军府里听到了。可见安史之乱后，皇家的梨园子弟都流散了，这是开了一种风气也就是中唐诗人用梨园子弟的流散来回忆沉没了的盛唐，别具一格地言音乐以怀旧。”还有王安石的赋《梅花》诗句：“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古今诗话》称：杜甫的母亲乳名海棠，为了避讳他不写海棠。杨先生列举丰富的资料说明：“在杜甫母亲取小名的时候，海棠不是诗的意象。因此，她根本不可能拿海棠当乳名。”④这些例证生动地说明，在极为常见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误读误解。只有国学研究深入了，才能在旧说中见疑，从疑问处发微，从发微者见新。只有新的准确的解释，才能使国学的普及给大众以正确的知识。 当然，国学研究也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这就是依赖于文献，依赖于新文献的解读，旧文献的新辨。由于文献的新发现，促进国学研究的发展，学术史上不乏这样的例证。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说得好：“古来新学问题，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以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效果不甚著。”辑佚学的出现和逐步完善，就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推动的。南宋王应麟辑佚郑氏《周易注》、《尚书注》、《三家诗考》；明代孙盙《古微书》，⑤存世的《删微》所收《尚书纬》十一种，《春秋纬》十六种，《易纬》八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论语纬》四种，《孝经纬》九种，《河图》十种，《洛书》十种，就促进了经学研究。清代辑佚贡献最大者有四大家，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收集经四百五十三种、史八种、子一百七十三种；黄奭《汉学堂丛书》包括《汉学堂经解》、《通德堂经解》、《原纬》、《子史钩沉》；严可均《全三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纯为集部；洪颐煊《经典集林》收集三十多种。这些辑佚之作给学术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成为学者参考和征引的重要资料。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四大发现，即甲骨文、敦煌写卷、简牍帛书、故宫明清内阁大库书籍档案，都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即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明清历史档案学。这些新文献的发现，给中国甚至世界学术界带来极大的震撼，有的研究成果甚至是颠覆性的。在中国茶文化研究方面，也不乏这样的事例。如日本汉学家布目潮讽的《中国茶书全集》，是取中国古代刊行的茶书善本与日本的和刻本影印合编而成。全书分上下两卷，各400页。上卷收入明末喻政万历壬子序《茶书》（通称《茶书全集》）的全文，与万历癸丑序刊本的增修部分，以及《茶书全集》未收的茶书，总计有唐、宋、明、清的茶书34部。下卷收录陆羽《茶经》的各个版本与注释本，以及除《茶经》之外的中国茶书的日本翻刻本。《中国茶书全集》几乎网罗重要的中国茶书，并且均为原本影印，省减了寻找原始材料的不便。《中国茶书全集》所收茶书版本务求精良，其中有些茶书在中国也是稀有善本，甚至还是目前仅见的孤本。该书既使读者了解日本收藏中国旧刊茶书的概况，又由于和刻本的收录，也让人们知道日本翻刻中国茶书的面貌。⑥这部《中国茶书全集》的出版，给日本学界提供了资料，也给中国学界带来了便捷。文献对于国学研究的意义，正如张显成先生指出的：“凡涉及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其研究价值往往首先取决于其研究材料的价值，因此，选择研究材料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材料选定的不好，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是在做无用功（例如伪材料）；反之，选择经过精心选择反复论证而确定的材料，则会事半功倍。也就是说，首先应该选定能客观地反映所研究时代面貌的文献材料，来作为研究材料，只有这样的研究才会具有科学性。”⑦这段话虽然是针对文献的真实性来说的，但同样适用于文献与国学研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