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落后，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并非像某些玄奥的理论论证的那样是由某种中华文化的本质注定的。黑格尔断定中国是“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停止在历史的起点上，没有发展。因为中国的伦理政治文化缺乏自由精神或精神的自我意识。中国文明暂时的、历史中的相对落后，在他认为的普遍适用但难以落实的想象推理中变成了一种宿命。黑格尔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博大系统的代言人，他的理论证明中国永远停滞与落后的目的是想证明西方永远发展与先进的“奇迹”或“神话”，从而将现代中国与中华文化置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如果中华文化的本质决定中国的停滞与落后的命运，那么，只要在文化上依旧是中国，中国就不可能进步或现代化，而中国一旦要发展或现代化，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于是，中国就失去了文化认同的身份，现代化的中国也不再是中国。黑格尔的思路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具有典型性。他们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下对中华文化的封闭、落后、停滞、衰败的思考，旨在用中国“理所当然的失败”证明西方“理所当然的成功”，并通过文化本质主义将这种优胜劣败的秩序在观念中固定下来，马克斯·韦伯假设文化对人与历史命运的塑造起作用，探讨所谓“西方个性”与“亚洲个性”的结构，认为西方之所以胜出，是因为新教伦理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尽管亚洲社会、政治、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都缺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问题的设定中，已包含着问题的回答。儒教主导的中国没有西方的精神，可是如果中国具有西方精神，中国岂不就是西方了吗？他们不是在思考中国，而是思考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不是在思考中国如何现代化，而是在思考中国如何西方化。他们为中国现代化设定的选择是：或者要现代化或者要中华文化，如果要现代化就不能要中华文化，如果要中华文化就不能要现代化。 而事实上，中华文化从未停止过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从秦汉至大唐，中华文化创立了华夏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家族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货币制度、土地制度与税制等，使整个东亚与部分东南亚地区走向了一体化。从盛世大唐到宋元时代，中华文化转动世界，不仅启发了西方的现代化，而且准备了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从16世纪末开始，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中国自身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中华文化从一种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终于在公元21世纪伊始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 一、从秦汉至唐宋的近千年里，以中国为中心，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文化同化过程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在今天的阿富汗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此后的希腊化时代，从地中海到伊朗高原，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一体化的世界。一个世纪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成了一个政教文物一体化的世界。马其顿帝国在瞬间建立又在瞬间破裂，罗马帝国继承了它的西半部，安息骑兵杜绝了他们东扩的幻想。中华帝国延续下来了，由秦入汉。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再也没能在旧址上重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期间虽有阶段性的分裂动乱，但广土众民、天下一统，不仅是一贯的思想，也是现实中的常态。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20个世纪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纪元前后世界的两个中心。 如果说秦汉帝国只是当时世界的两个中心之一，盛世大唐则是世界的中心，是一个胡汉混血、梵华同一的世界帝国。长安是世界之都，有世界的胸怀与气象。大唐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文治武功，从西影响到印度、波斯，从东影响及朝鲜、日本。西北天然屏障的大山被超越，征战、和亲、贡纳、贸易曾经将大唐势力远播到吐蕃与波斯，直到“安史之乱”，才中断了大唐国力向西北的扩张。 曾经有过的“华夏化”与目前的“西化”或“现代化”，是个同类概念，它包括语言、思想、制度、器物不同层次的同化过程。公元第一个千年，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文化同化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普世主义理想，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类型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华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一个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 二、从盛世大唐到宋元时代，中国的文化国力影响，逐渐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 汉唐中国，从世界的中心之一到世界的中心。千年帝国持久的文化影响，不仅在东亚塑造了一个地域广阔的华夏文化圈，而且将文明的种子远播到连当时的中国人都无法想像的地方。 如果说盛世大唐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宋元中国则是转动世界的轴心。大唐衰败之后，阿拔斯王朝曾经一度独领世界风骚，《一千零一夜》里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统治下的巴格达变成世界之都。但是，很快中华帝国又在故土上复兴了。唐强宋富。在西方的现代化之前，宋代中国是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宋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它有最完善、最有效的文官制度，有最大的城市与最大规模的贸易，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17世纪最博学的英国人培根对那些改变世界发明的“起源……模糊不清”，20世纪他的同胞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史，证明那些伟大的发明都来自宋代中国。然而，幸福到苦难的转化往往在一瞬之间。蒙古征服对西方来说是个发展的机会，对中国却是灾难。随着蒙古大军，从中亚到南欧的冒险家、商人、传教士，赶着骆驼骑着马，或乘季风航船，涌向大汗的国土——中国。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源头，人们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洗劫或贸易，或洗劫式贸易，财富又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出。丝绸之路海上与陆上的那些商镇，在蒙古劫难后迅速恢复繁荣，中国是它们财富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