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曾有70多位文化名人在以“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会上联名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宣言》涉及的其实是一个延续了近400年的话题。 17世纪工业文明波及中土以来，中国不再能脱离世界大势单独发展，回应西方文化冲击的方略便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不容忽略的因素。自晚明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清廷实施禁海、闭关，魏源《海国图志》力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至现当代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努力等等，俱为回应工业文明冲击的思想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鼓荡下再度引发了新一轮文化论争。人们深切反思创巨痛深的失误，以现代化为导向，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遂成为主流思潮，激进者甚而提出“全方位西化”“彻底摧毁与重建”的主张。也有一些学者以东亚部分国家与地区崛起为依据，冀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振兴之路，举起“儒学复兴”的旗帜。80年代末对《河觞》为代表激进思潮进行政治批判后，“国学热”日渐升温。上世纪末，针对资本主义文明在高度发展的同时暴露出的痼疾与危机，季羡林先生提出“21世纪属于东方文化的时代”的美好预期。《甲申文化宣言》则是面对全球化迅猛发展“凸显出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分歧和冲突”新形势，发出的关于“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的呼吁。《宣言》既出，响应者盛赞《宣言》弘扬“东方品格”，对挺立住民族与文化主体性、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批评者则认为《宣言》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极言有“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嫌。 从历史上看，一些文化主张的提出，无不带有那个时代特定的内涵与指向。即如近代“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的论调，被维新思潮主将严复斥为“令人呕哕”；而其实这种“中国创其法而西人袭之”的“西学中源”说，先前曾经是洋务派用来和坚守“夷夏”精神堤防顽固派斗争的利器。笔者无意对包括本次争论中的不同倾向以及其间或许存在的偏颇与误读做具体辨析评判，重要的是，遗传与变异、基因与选择的对立统一是生命运动的基本形式，正确处理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亘古常新的课题。300 多年来的文化论争中确乎还有一些普适性的原则尚待澄清。本文对“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探讨，拟在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时空定位的基础上，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本体和源泉、建构的导向和途径等问题展开，侧重从理论层面做一些阐释说明。 传统文化的时空定位 对“文化”“传统文化”两个关键词理解的歧异，给学术界关于文化问题的对话带来诸多混乱。“文化”的定义据说已有200余种之多，大而化之，无非是广义、狭义两种。其中影响颇大的关于“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或“自然的人化”的提法，实有加以澄清的必要。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的高校推荐教材将此实质性含义释为“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①。这一提法强调主体价值观念和社会实践有一定道理，但是人们所要展现的“自身价值观念”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是先验的吗？倘在以上表述的“实现”前加上“获得和”三字或许尚能勉强，毕竟在“实现”之前首先要“获得”。厘清这一点是为后面对新文化本体与源泉展开讨论确立必要的前提。通常认为，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能力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至于狭义文化，笔者将其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运用象征符号进行的精神活动，创造出的精神成果以及在人们自身所凝聚的素质、行为方式的复合体”②。尽管我们把体现精神因素的物质产品（物质文化）与精神成果（精神文化）加以狭义区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仍处于研究视野之中。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至今还在发生影响、有一定活力的文化，具有相对稳定、延续和可塑、变通二重性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应无异议。但在界定传统文化具体内涵时，学者之间还是各有所指。敏泽先生认为：“所谓传统文化绝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古代文化，而且应该包括近代、现代以来反帝、反封建及爱国主义的文化传统。”③ 这种看法除了存在把近现代“负面”文化排除在传统文化之外的片面性，亦确有一定道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今天，中国的文化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改造与重建。但总体来看，我们面临的文化格局也还包含部分古代中世纪、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以及外来文化等不同成分和导向。而且文化本身层累递进，不同成分之间的边缘并非那么整齐，有的对峙并立，有的涵盖变异。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熔多种成分于一炉的“传统文化”还是特指其中的某种成分？前述教委推荐教材《中国文化概论》一书提出“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即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对象”④，有一定代表性。笔者以为，当今探讨的“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特指中国古代中世纪的“封建文化”，已经是一种事实。把传统文化中的这一部分剥离出来作为研究对象并无不可，只是研究时不要忘记把它放置在整个传统文化总体流变中加以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