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9日,《文汇报》刊出了钱汉东《马家窑蛙纹:中华龙起源》,同月26日《中国文物报》转载此文并加编者按:“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及其他文博专家对上海作家钱汉东的此项学术研究,给予了积极支持和肯定。徐苹芳说,读了《文汇报》上的文章,这是一家之言,从蛙纹演绎变化看龙纹的产生,有较强的说服力,符合逻辑,这是创新思维”,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钱文给我的印象胆子太大了,为了成全他的“青蛙说”,不惜把新中国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几乎得到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史前龙文物来了个全盘否定,认为它们“似是而非”,仅仅“只是略有点像龙的形状”而已。再自创“青蛙说”,把我国目前已知的七八千年的龙文化史,一下子倒退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如此“创新”竟会得到那么高权威人士的“积极支持和肯定”?誉其“有较强的说服力,符合逻辑”?让人大惑不解。 一、“青蛙说”在时序上不顺,尤其缺乏说服力 龙,从来就是一种十分神奇、十分虚幻,却始终与中华民族形影不离的动物,传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更使得有关中华龙的起源,成为了人们趋之若鹜的问题和课题。古往今来,从普通老百姓到声名显赫的大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龙卷说、雷电说;鳄说、鱼说、海马说、蛇说、穿山甲说、恐龙说、牛说、胎儿说,甚或各种动物的综合体的神化……近年又出现了金龟子幼虫蛴螬说等。今天钱先生又出一说——“青蛙说”,其核心是“龙起源于青蛙”,是“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史前时代”,其实证资料是距今3500年左右马厂型彩陶罐上的所谓“龙纹”。我们从这个多足蠕动的纹样观察,实在体会不到这个图案有哪怕一点点龙的感觉,相反更像一只匍匐于水底的、无甚作为的、变形的娃娃鱼之类的小动物(图1)。这倒不是我惊诧于青蛙与龙的形象差距太大,与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巨龙的风马牛不相及而提出歧义,因为我本不持只认一种动物是龙起源的观点,只要你说的有道理,青蛙未尝不可以是龙的祖源。然而,相对马家窑这一只有3500年左右的、变体的不成龙样的图案,中国大地上比它早一二千年、三四千年的龙,早已栩栩如生、雄姿勃发。
图1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了一件“C”形青玉龙,距今五千多年(图2)。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清理到一条长1.78米的蚌壳摆塑龙,距今近六千年(图3)。1994年,在湖北黄梅县白湖乡焦墩遗址,清理到一条长4.4米的卵石摆塑龙,距今约六千年。1995年,辽西阜新县沙拉乡查海遗址,清理到一条长19.7米的红石堆塑龙,距今约八千年。1996年,辽宁葫芦岛杨家洼遗址,发现了两条土塑龙,距今约八千年。另外还有一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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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其中不少龙的肢体形状,五官结构,甚至与晚近到清代的龙形十分接近了。它们的距今年代,远比钱先生研究了半天的图案早得多。清晰的面目,张扬的身躯,使我们很难把它们与晚了好几千年的、钱先生推论的青蛙联系起来。 “从蛙神到飞天龙”,钱先生给我们编出了一部让人看来十分美妙的三部曲:蛙→蛙图腾→驭水蛙神→飞天龙。细读下来,其表述很不慎重。从“蛙”演绎到“蛙的图腾”的主要依据,就是因为发现在马家窑彩陶盆上“蛙的周围画着众多的水波纹”,从而设想“让蛙来抵抗滔滔巨浪,保护丰收的田野,……遂努力将它变为图腾化的艺术造型”。谁都知道,青蛙的主要本领是吃庄稼的害虫,与水的关系仅仅是能出入于水,会游泳而已,要苛求、哪怕是想像青蛙能去抵抗滔滔巨浪,无论如何太过浪漫了。二部曲由莫名其妙的“图腾”发展到本领更大的“驭水蛙神”,仅仅是“将它们粗壮结实的双肢渐渐变成了四肢”。而三部曲再向龙形发展,则更简单,更轻率,只要给“‘蛙神’身上画上越来越多的腿”便成。于是,原来吃吃害虫,在水中优哉优哉的小青蛙,顿时“凌空飞动,成为驾驭万物、执掌乾坤的圣灵。于是,龙的雏形出现了,一件新事物诞生了……终而上天成为原始龙”。 《中国文物报》编者按语中所引的那些专家的话,让人很疑惑:因为早得多的,得到公认的、那么多的中国龙的文物,许多就是由他们自己,或由他们的同行考古发现的。对他们而言,都是历历在目,明摆在那里的。他们会否定“三星他拉玉龙”,否定“濮阳蚌壳堆塑龙”…… 中华龙起源,理应从早期的资料中推索寻找。钱先生避早就晚,舍龙就蛙,良苦用心得出的“青蛙说”,在时序上不顺,不存在概全的可能,尤其缺乏说服力。 事实上,中国龙的起源是多元的。可以证明的资料很多,为了不拉扯的太宽泛,笔者以新石器时代造型几乎各异,在显示动物学祖形方面比较清晰、比较可靠的玉龙为例加以说明。 二、中华龙的起源是多元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的神秘功能在先民的眼里愈发至关重要,与天地宗祖鬼神沟通的琮、璧、戚等礼器,都是用好玉琢制的。在辽西、内蒙古、徽、湘、鄂、太湖流域的发达地区,人们也用玉琢出龙形,足见龙在当时非同一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