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行为，在经济学理论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理性是指经济行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形式，表现为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规定地行动，以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推断来表示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出版之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之上：假定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定义，“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是指：（1）适合实现指定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目标可以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时间区域上的极大化形式，也可以假定一些意欲达到的准则。条件和约束可指抉择者自身的主观特征。[1](P3—4) 西蒙进一步把理性区分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直觉理性。完全理性基本上就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假定，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的能力，对面前的一切都可以做到深思熟虑，不仅对自己的能力完全了解，对客观的外部环境也可以做到完全把握。所以，对目标、行动及其结果都能给予一个合理的预测。直觉理性是人们凭借直觉得到的认识，是通过经验的储存而获得的一种基本判断力。而有限理性是介乎于完全理性和直觉理性之间的一种中间程度的理性。在具体的现存实际中，他们都强调决策者在其技能、知识和习惯思维方式的范围内决策才合理，这种管理目标的提出都是主观的，不仅由社会化个人价值体系、社会阅历和知识面所决定，而且还由社会化的个人的技能、兴趣范围和习惯的操作方式所决定。 在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者往往倾向于一种冒险行动，并且只要可能就会求助于传统的或习惯的选择。所有这些行动的选择方案都是由于人类所处环境的制约和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知道全部被选方案，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也无力精确计算出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 人类在经济过程中经济行为肯定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动因，而自身利益仅是个人想要追求的各种事物中的一个，因此那种认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就显得过于狭窄。虽然个人自身利益的极大化者在一群有各种动因的人中通常会做得相对较好，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当对不同组分的生存进行比较时，强调价值而不是仅仅强调自身利益极大化的组分实际上很可能做得更好。现在不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在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显示，经济上的成功常常更多产生于这样的文化，这些文化因为注重的价值强调行为的规范，与个人私利不断极大化的规范十分不同。社会规范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领域，自身利益极大化的简单假设，或简单的表面上的“一致”模型，就不可避免地忽视在特定文化环境下的个人—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因此，那种认为经过理性模型达到实际行为的整个计划，本身在方法上就可能存在着相当的问题。 实际上，就理性行为模型所把握的理性本质的能力而言，在其背后有着大量复杂的哲学问题。仅仅有选择的内在一致性对理性是不够的，也不能将自身利益极大化看作是唯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目标如公益精神、利他主义、群体意识、群体团结等就不是理性的。更为艰难的是为理性发生另一种供选择的结构，该结构就把握人类选择中理智所要求的东西这一目的而言，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到现在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考察还很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2](P73—79) 然而，就在经济学界还没有对人们的经济理性行为进行全面的认识并作出科学的论断之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股无限制的向自然科学靠拢的潮流已经荡起，尤其在经济学界，数学方法与公式在没有被正确理解其使用范围的情况下已被到处滥用。以至于经济学几乎成为了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无须联系现实社会就能成功地从事研究。 “今天世界范围内通行的数理经济学只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之内就变得如此显要，而在这之前的经济学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明显差异，并且与时间和地点等条件的差异密切相关。只是在过去50年才出现了一种世界范围的单一的大众文化，并且在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接受数理经济学之风横扫世界，影响所及，将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国民差异都抽象掉了。”[3](P3) 这正像罗宾逊所指出的，“经济学绝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入人的价值标准。”[4](P5) 尽管经济化分析揭示了人类价值最大化追求，但在这种追求中，人们并不是可以随意自由的，而总是在其经济过程中要受到文化网络的牵制，这意味着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使共同的价值标准通过制度化而得到确立和稳定化，使个体的评价与选择行为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同一性的关联并疑结出共同的社会价值目标，激励该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共同体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所以，在特定文化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最大化”只能是特定文化制约下的“最大化”，“节约”也只能是特定文化环境下的“节约”。 “经济”（econom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nomos），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是指家庭管理术，意为通过家政管理使自己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和奴隶来获得更多的财富，指明了一个需要谨慎且节约管理的特定领域，也即是一个家庭如何在给定的资源条件下实现效益最大化，从本质上说，经济就是一种生计策略或生计方案。到17世纪后，这种家政经济管理被扩大到国家经济管理，形成了一门专门为了解决在他们看来植根于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稀缺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因此“经济”也就赋予了“节约”和“最大化”的含义，它同时也反映了是人们在稀缺性资源在被节约或最大化过程中如何进行选择的原则。经济学是研究为满足各种需要而分配稀缺资源的研究。人们要对有限的或者说是稀缺的资源、手段进行选择，以将其分配、应用到最有价值最需要的目的上。因此经济学只是致力于分析人们是如何进行理智选择等“经济化”的行为，但经济人类学却是在此基础上关心和描述特定人们共同体在具体环境下的真实行为，还关注技术水平，社会制度和环境等许多因素，而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相比之下要狭窄得多，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如当环境、社会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发生明显的作用时，经济学家才会去考虑具体文化中的相关要素，而且在考虑这些要素时，也往往是把这些文化要素视为相对独立的因素去加以分析，极少把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作为一个共生关系去处理。我们认为经济学可以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获得可供借鉴和启发的东西，可以使经济学家在进行人类的经济活动分析时，能够对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更深更全面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