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虽有先锋时尚的理论表象和尖锐强硬的批判姿态,提供的却多是偏激的观点和陈旧的思路,滑动枝蔓的叙述策略难以掩盖其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不仅如此,该书的问题还在于:其香港文化想象局限于线性现代化迷思,忽略了对香港文化内部复杂结构的把握,对中华性的分析批判缺乏学理性,主观情绪不时妨碍了理性思考。周蕾的香港后殖民叙事的误区首先在于对霸权的目标定位偏颇,如朱耀伟所言:“以后殖民的反霸权向度而言,香港的身份一直显得相当尴尬。香港一方面享受全球(西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抗拒西方殖民,所以一方面急切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另一方面又担心九七之后失去自主。职是之故,香港的后殖民反霸权矛头一直无法认清目标。”⑨ 周蕾的论述就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这种香港后殖民批评的盲目性,对霸权的误认和冷战式恐“左”想象。 周蕾的论调还暴露了殖民文化内化的自内殖民性,即一种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作者表现出对香港社会殖民现代性毫无反省和批判的自傲,以及对大陆被乡土和民族压抑的刻板印象,完全无视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 在我看来,一种建设性的香港后殖民叙事更应注重民族意识与现代精神的统一和协调,警醒和批判一切殖民霸权话语(包括自身),在对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多元灵活吸纳的基础上形成开放而包容的地方性身份建构。 摘自《文艺研究》,2005.9.136~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