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6)02-0044-03 20世纪末，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社会的迅速转型，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加之受国际学术思潮的影响，“大众文化”成为我国学术界日益关注的一个热点。“审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化产业”等成了文学美学研究界交流研讨的重要话题。这让人不无理由地认为，文学美学研究似乎正在由原先的学科体制化转向“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如今，学术界又显露出用“媒介文化”取代“大众文化”的迹象。[1] (总序)回顾并检视我国这20多年来的当代文化研究，从研究者的文化立场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从“大众文化”到“媒介文化”的转向，其中所凸显的是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退隐和消解。人们不禁要问：精英主义为何会被消解？精英主义的消解对我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和研究意味着什么？ 从国际学术思潮来看，西方文化研究中，精英主义的消解早已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路数。一般认为，西方文学研究由强调文学性的美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与批评”的宏观视野，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一转向是对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学科化的反动，与当时欧美兴起的政治文化运动相呼应。在欧洲文学研究的“伟大传统”中，英国阿诺德、利维斯等学术权威(包括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认为，文学是高雅趣味和价值的表征，出于“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上自我认同的需要和来自“知识分子场域”中权力关系争夺的考虑，他们往往将文化区分为精英(高雅)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并对“大众文化”(mass culture)采取轻蔑的态度，进而从文化观念上对其加以否定。如同弥尔顿一般，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通俗的、一次性的、消费的、廉价的、大批生产的、色情的。因此，“大众文化”的研究者对由视听媒介技术所引发的大众文化在情感上就有排斥。他们指责大众文化不过是满足人的原始欲望的低级产品。但转向发生后，威廉斯在其《文化分析》一文中对“文化”进行了新的阐释：“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2] 显然，威廉斯的这一文化观念不仅否定了精英主义的文化等级观念(体现在对“大众文化”的命名策略中)，而且对研究者的身份也作出了界说。在他看来，文化研究就是对文化的理解。研究者只是充当一个阐释者的角色而非立法者或裁判。威廉斯的文化观念不仅得到了霍加特、约翰生、汤普逊等学者的认可，而且后来也得到了霍尔、费斯克等文化研究者的普遍赞同。威廉斯为什么要针对利维斯而提出“文化即日常生活”的新命题？他的这一观念在西方学界何以具有这般魔力？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回顾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政治文化语境，我们发现，二战以后的文学研究深受当时精密自然科学的威逼和影响。为了和精密科学抗衡，为人文学科找到合法性的依据。诸如新批评及后来的结构主义等高度学科化的研究范式继而盛行起来。西方人文科学研究对学科化的这一诉求，反映在文学研究领域就是强调文学研究自身的审美性、体裁和风格特性、形式和结构要素，从而为文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学科性。但西方学者后来又发现，这也给以后的研究埋下了祸根。这种高度体制化学科化的文学研究造就的是日积月累的所谓的“经典神话”，研究者关注的是被少数权威所认可的文学经典。为追求学科化，他们又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所谓文学“本体”的形式特性上，以维护经典的纯洁、高雅和神圣。其后的发展表明，这样其实制约了以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那些扎根于现实生活中的鲜活思想和复杂体验就往往被简化为一些所谓“学科性”“专业化”的教条或形式。回顾中外文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文学作品在其问世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确实也曾是大众文化中的一员，只是后来才被学者们纳入研究的境域，进而供奉成经典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曾属于大众文化，最初是在普通的戏台上演给百姓看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均可观赏，后来研究者(批评家)才一步步把它奉为经典。中国的四大名著亦是如此。为此，约翰·费斯克指出，这是“文学体制化(那些评论家正是在这个体制中活动的)使莎士比亚成为高雅艺术，赋予他正确的意义，把他限制在昂贵的或是矫揉做作的剧院中，更有甚者，把他变成研究的主题”，从而为其建立起所谓“深刻”、“难度”和复杂性的“区隔”(distinction)，并以此来建立它相对于“低俗”或浅白艺术的美学优越性。[3] (p147)可见，文艺史上的“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可能是此一时彼一时、相互演变的，学者们所谓“精英”和“大众”的划分原本就带有人为色彩、带有学者奉自己为精英的私心。因此，西方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思潮的出现，可以说是从历史源头上对“精英文化”进行了质疑。它不仅仅是对传统狭隘的文学研究格局的突破，在研究视野上从经典转向边缘文化现象的视角，使大众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对象，同时也反映出研究者研究立场的调整和转向，意味着传统精英主义立场的退隐和消解。在这一点上，英国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思潮汇合了。 我国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当然与20世纪末我国影视、广告、流行歌曲、畅销书、时装、漫画、装饰、网络等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前，精英文化是凌驾于大众文化之上的航标灯；90年代初，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平分秋色各坐半壁江山。当初的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由于受大众文化的冲击，当时的文学已成了精英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和大众文学三分天下的总体格局。[4] 到90年代后期，大众文化则以浩浩荡荡之势淹没了精英文化的声音。此时，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一些文学美学研究者开始译介西方文化研究成果(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于是许多研究者转向大众(审美)文化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综观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普遍采取的是“阿多诺式”的批判与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研究就是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的一场操练。研究者的精英主义立场非常鲜明。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垃圾”，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欣赏与消费则是“文化”的颓废和审美的堕落。然而，学者们批判归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大众文化还是趁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借助于商品、(传媒)技术和娱乐三大优势，以迅猛之势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中心。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研究(尤其是英国文化研究)成果在我国学界的进一步引进，加上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入，这些曾操练过“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者一时似乎显得沉默了，于是有人开始反思起“批判理论”的合理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有的研究者似乎感觉到前一时期对大众文化的评判有失公允，原先的批判似乎没有充分估计到当下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固守精英主义的立场也有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研究者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基本上是失效的。尽管批评者言辞激烈痛心疾首，大众文化依然自顾自地发展壮大。而且，它似乎并不完全是低俗、原始、色情的东西。在它澎湃汹涌的浪潮里，蕴含着一种新鲜生动的力量——在这里，约翰·费斯克的分析或许有他的合理性。在他看来，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在社会中的运用方式不仅不同，而且它们的意义的生成特性也有差异。大众文化作品的意义要在流传接受过程中实现，不同于传统经典作品的封闭自足。[5] 大众文化(文学)具有更强的开放性，更多地需要广大读者的参与和解读，因此，它有可能在“生产式的解读”中实现对社会的批判。如王朔小说、周星驰电影等，其意义的生成过程中就很难排除“生产式解读”的效应。于是，一些研究者转而认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发展有其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文学研究应该转向文化研究的综合视野。通过对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梳理，人们终于看到，“大众文化”概念中所蕴涵的文化等级观念其实在威廉斯、霍加特、汤普逊、费斯克等英国文化研究者那里早已被抛弃，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实际上也意味着一种挣脱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努力。至此，“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来它们是一高一低的等级关系，现在变成平行的类型关系。它们基本上能够和平共处，有时还互相借鉴(主要是大众文化学习借鉴精英文化的东西)。能够平心静气地平等看待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研究已经向成熟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