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568(2006)02-0055-07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年)的伟大和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对拉伯雷小说以及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狂欢文化的研究，揭示并描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人们普遍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人们在这两种生活中必然产生不同的世界感受，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巴赫金把民众在狂欢节中所产生的世界感受明确当作一种民众的世界观来看待，认为它同官方和教会的世界观根本对立。 巴赫金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② 他还说：“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③ 其内在特点可归纳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④ 以巴赫金的观点观照中国传统时期妙峰山春季庙会，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巴赫金说：“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就在其中生活，而且是大家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在狂欢节进行当中，除了狂欢节的生活，谁也没有另一种生活。人们无处躲避它，因为狂欢节没有空间界限。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只能按照狂欢节的法律生活，亦即按照狂欢节自由的法律生活。”⑤ 传统时期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的碧霞元君庙会期间，北京城处处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所有人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上层统治者都为这种青春节日的气氛所感染。 在妙峰山春季庙会上，所有人无论是香会组织成员抑或普通的香客，无论怀有什么目的，只要这时上了妙峰山，全都成了这场春季“社会戏剧”活动的参加者，成为“社会戏剧”活动有机的组成部分。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和行动促成了“社会戏剧”的乌托邦气氛。1939年一游客描述妙峰山庙会的气氛说：“这里弥漫着一种驱使每个瞻仰神灵的人叩头的神秘气氛，甚至对那些全无信仰者也一样”⑥，金勋描述庙会情景说：“各路景象一新，香客热烈团结，互相亲爱，欢声载道，虔诚、代福还家之词不绝于耳。真有同作佛国民之概”。⑦ 是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使得大家的情绪在容易感动的明媚春天里互相传染，制造并渲染出“同作佛国民”的乌托邦气氛。 与欧洲中世纪狂欢节一样，妙峰山庙会上存在着大量仪式性的表演。十三档武会中最具轰动效应、最受人欢迎的扛箱会，表现的是与中世纪欧洲狂欢节戏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脱冕相同的主题。 《京都风俗志》说：“扛箱，一个扮幞头玉带，横跨杠上，以二人肩抬之。好事者拦路问难，则谑浪笑语，以致众人欢笑。”⑧ 扛箱里装着献给碧霞元君的供品—钱粮纸码，会中的主角是扛箱官，他扮成一丑角的官吏形象，拿着一个硕大的旱烟袋，由二衙役用碗口粗的大竹竿抬着变换各种脚步一颤一颤地前行。扛箱官总是由社会地位低下又滑稽逗乐的人充当，人们尽情地与他戏谑，嘲笑他，而他也在与众人的欢笑戏谑中嘲弄着别人、自己以及身边的一切事物。 在扛箱官的身后有一人执打着大红影儿伞，身边还有一个与他插科打诨边走边逗乐的书吏。在他们的前面，数人抬着一个方形的大箱子，这是贡献给碧霞元君的钱粮，抬箱人一边走一边振颤箱子，箱子上的铜铃发出有节奏的悦耳之音。在扛箱的前面，衙役三班手执回避牌、鞭板锁棍之类，鸣锣开道。一切的排场与真的官员出巡时毫无二致，只是所有人都以滑稽逗乐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对待进行着的一切。 扛箱官一边走一边向围观的群众做着自嘲似的自我介绍，每当这时总会有人拦路“告状”，与扛箱官“云天雾地”胡侃逗乐。虽说是假告假审，整个过程却惟妙惟肖，合情入理，吸引很多人观看、起哄。 特别表现狂欢文化特点的是，庙会期间，扛箱官真的拥有与北京地方官一样的职权。清朝时扛箱会是兵部衙门办的会，《北平的百戏》曾这样说：“扛箱在前清据说是半官半私的东西”。⑨ 《北平风俗类征》引《百本张钞本》描述扛箱官走会的滑稽场面说：“扛箱官儿会玩笑，倚仗着引伞儿把身躯照，撒了伞棍摔定了腰，抬扛箱的腿脚儿好，倚疯撒邪把王瓜架儿跳，抓哏凑趣儿找怯勺，也怕知根把状告，他觉乎脸上诮，二人无非一玩笑。”⑩ 正像巴赫金所说：“它以万事万物取笑(包括以参加狂欢节的人们自己取笑)，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11) 扛箱官的权力非常短暂，随着庙会结束，他也便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自嘲地“免冠去职”，失去“半公半私”的特权。这在形式上与欧洲中世纪狂欢节“狂欢国王”的脱冕仪式、“狂欢国王”遭到群众象征性的“痛打”略有不同，但二者同样充满了诙谐的意趣，在诙谐的否定中寓涵着对旧世界的否定，对合理新世界的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