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的文化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周星 在讨论中国的文化问题时，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现代中国之国家层面的“一体化”和各民族以及各地域社会的“多样性”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复杂的问题。国民认同和一体化，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文化与文明的成分及因素不断得以成长和壮大，而多样性则意味着各民族、各个地域社会或各种人们共同体的文化传统的存续与再生。这些多样性的文化形式或其传统，不仅是截至目前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表现形态，还是国民进一步创造新文化与新文明的基础与源泉；多样性不仅是使各个民族或族群与各个地域社会所共享的一体化趋向的文化与文明所由成长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域社会里人们生存的意义及人们生活之幸福的价值观提供着不尽相同的定义。 摘自《开放时代》，2005.5.69～78 “父”与“权”：中国文化传统中“孝道”与“皇权”的纠结 林安梧 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共同体之建立与宗教、理性之诞生相伴而生，而这与“皇权”与“孝道”相应，皆与“血缘性的纵贯轴”密切相关。顺着历史与哲学两层面而展开分析，周公之制礼作乐代表由部落王权走向普遍王权，隐含一王权的虚化与孝道之落实。就政治文化史、思想观念史而言，此即是由“帝之令”转而为“天之命”，是由畏惧生仁敬，由威权转道德，血缘性纵贯轴亦由此得以确立。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原先的政治理想——王权虚化、孝道落实，并未真正成功。随着帝皇专制、绝对皇权的建立，孝道亦因之而被异化了，因而专制性的纵贯轴与血缘性纵贯轴极奇诡地合为一体。然而，时至今日现代化的发展，孝道已逐渐由血缘性纵贯的专制皇权中解放开来，走向人际性的互动轴，孝道也有着崭新的可能。 摘自《孝感学院学报》，2006.1.5～11,128 视觉文化与当代受众研究 徐巍 本文通过对文化接受群落的历史沿革与当代形态的考察，指出视觉文化中的文化受众主要是以观众的形式存在的，视觉传媒对传统的阅读方式进行了颠覆，进而通过对当代都市面貌、电影、电视等的研究，探讨了视觉文化语境中当代文化接受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习惯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可见，当代小说的潜在读者实际上存在于这些视觉观众之中，因而小说如若试图继续保持其一定的影响力，则必须从视觉观众的群体中争取自己的读者。同时，观众们日益习惯于追求戏剧化、震惊、奇观化效果以及对自身窥视欲的满足。 摘自《上海文化》，2005.6.18～27 文化遗产：内涵、保护、优化利用及“申遗”思考 张祖群 国内外用于经济分析的文化遗产的准确定义需要辨析。文章认为，国内外“文化遗产”各种定义的核心是描述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对现代而言不仅有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时还表现了社会文化进步、与社会文化进步有关的事物。对汉长安城文化遗产的初步保护提示我们：保护汉长安城受益的不仅是汉长安城内的居民，还包括整个西安市内的居民以及各个政府管理人员，甚至外地的旅游者。在一定政策与时空内，不同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可以达到平衡。对此，需要明确汉长安城文化遗产的价值序列，认识它的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它在西安旅游谱系划分与时序中的地位。最后，文章对当前片面开发旅游而“申请世界遗产热”的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与冷静思考。 摘自《西北民族研究》，2006.1.139～145 伏羲神话传说的文化价值 雍际春 神话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原始文化的活水源头，凝聚着民族文化命运的种种积淀。因此，破译了神话传说符号，也就揭示了民族精神的真谛和传统文化的原生面貌。伏羲既在中国古史传说系统中位居“三皇”之首，又是原始渔猎时代的一位文化英雄，有关他的传说和文化创造活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发与形成中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伏羲氏族的标志——龙腾图，经过复合、演化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传说中伏羲创立的八卦符号，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文化意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源泉；八卦占卜等则构成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宝库。同时，伏羲神话传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象征性、民族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的鲜明特点。在中华传统文化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伏羲传说是孕育民族精神、塑造国民性格、开发民族智慧的“元素”和动力，发挥着纽带作用和规范功能。 摘自《宁夏社会科学》，2005.4.124～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