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的“革命”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①，它始于20世纪初，迄于20世纪70年代末（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际上也是“继续革命”时期，不但官方的表述是这样，而且事实也是这样，它保持革命的基本特点：高度的群众运动和社会动员，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主导地位），直接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革命文化”是这个时期占主流的文化形态，它发轫于20世纪的初期，成熟于40年代，繁荣于解放后，极盛于“文革”时期，包括各种类型的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学艺术文本，各种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叙述、话语、符号等等。 本文的“后革命时代”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历史阶段。称之为“后革命”，是因为从70年代末开始，党的工作重心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革命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不再进行革命时期常见的那种大规模社会动员与政治运动，转而一心一意地在确保政体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这个社会转型的总体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支持。在知识界，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于革命的深刻反思。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政府、知识界还是民间，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所谓“告别革命”②。 当然，作为声称与宣言的“告别革命”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完全告别革命，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准确的时间点把“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一刀两段。其实，正如本文后面将要详细分析的，后革命时期仍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体制方面）延续了革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因此，本文的“后”兼有“之后”与“晚期”的双重含义③。 后革命时期文化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在文化界、文学艺术界，乃至在大众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革命文化尽管作为自成整体的封闭文化形态或意识形态话语已经属于历史，但是构成革命文化的各种要素——包括各种文本与文本片段（典型的如毛泽东语录、各种“文革”时期的革命口号），各种符号（如五星红旗、包括绿军装、红袖章等等在内的红卫兵服装），人物形象（真实的和虚构的领袖和英雄形象），各种革命时代的器物（如毛泽东像章、照片等所谓“文革文物”）等等——却没有消失，也没有成为博物馆中的“遗产”。相反，不断出现的革命文化的“复兴”——比如“毛泽东热”、“红太阳热”、“红色经典热”、“红色旅游热”、“文革文物热”等等——倒是成为后革命时代的重要文化景观和文化思潮。 当然，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是在一个与革命时代相当不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出现的文化现象，这个新语境的最基本特点是：革命时期建立的政治体制和后革命时期的经济转型并存，经由官方选择和改造的革命文化被纳入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新出现的消费主义、大众娱乐文化、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则把革命的文化遗产纳入了市场和消费的大潮（比如大量“文革”时期的文化遗产都经过了商人的重新包装改造而出现在各种旅游景点的商店）。也就是说：后革命时期延续了革命时期建立的基本政体和国体，但是却放弃了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动员、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革命文化”当然不可能是原来革命文化的简单复兴，而是对革命文化的改写和挪用，因此准确地说是“后革命文化”——后革命文化不是原创性的文化，而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形态。至今为止，它已经表现出了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一 革命文化的商业化 后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复现于中国式消费主义的语境中，因此与消费主义存在相互利用、相互借重的暧昧关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消费文化。各种革命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的革命文化符号被加以商业化的利用或被纳入消费主义话语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比如1993年出现的《红太阳》音乐盒带的热销现象本身首先是一个商业现象，是一个文化公司（大地唱片公司）策划的商业行为。为了适应当时（1993年）的商业／消费主义的逻辑，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的节奏（如加入现代电子打击乐器）、演唱人员（由李玲玉、孙国庆、屠洪刚等流行歌手演唱）与演唱环境（比如在卡拉OK歌舞厅演唱）。这些时尚元素的加入使得它不同于简单的革命歌曲的再版，今日之“红太阳”非昨日之“红太阳”。每当听到人们在灯红酒绿的消费场所哼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时候，总给人以强烈的滑稽感、错位感④。记得曾经有人这样形容这种错位感：农村的马车突然跑入了城市的赛车道。 革命文化商业化的例子最突出地表现为商业广告对革命文化符号的挪用。比如香港权智集团做的《快译通》无线掌上电脑广告盗用的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文化符号（参见图一）：一位男士身着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武装带，臂套红袖章，俨然一副“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打扮。服装款式完全是“文革”时期人们熟悉的那种，再配以大红底色，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唤起心中的革命文化记忆。但是，解读这则广告的关键是抓住它的“焦点”：这位“红卫兵”右手（画面左侧）拿着一本类似“红宝书”的方形物体放在左胸（画面右侧），这个方形物体被白色的圆圈圈住，十分醒目，一条虚线从圆圈指向右上方的掌上电脑——广告的真正“主人公”，电脑下面是一行黑色的字：“时代变了，我变了，但追求理想的心不变。”它强烈地暗示：如果说革命的年代“红宝书”是人们的指路明灯，那么，快译通掌上电脑就是今天这个高科技时代的指路明灯。如果说“文革”时期人的理想是革命，那么，今天人们的理想则是赚钱。这就是所谓“革命性的升级”。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在这个广告中“革命”的意义已经被悄悄地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