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界，文化史研究者对于文化理论的重视程度远远逊色于对史学理论的关注，这显然不利于文化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引入和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无疑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其中，“文化研究”理论就是值得重视的西方文化理论之一。 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或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是从狭义上使用的，特指借助欧美文化研究方法，对以媒介为主的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尤其关注阶级、性别、身份、种族、民族、传媒、受众等社会文本。 尽管“文化研究”绍译到国内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它在国外则至少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学者威廉姆斯(R.Williams)、霍加特(R.Hoggart)等人首先揭橥“文化研究”的旗帜，并创办了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逐步在英国兴起。此后，文化研究在西方国家不断壮大，成为一个为传播学、文艺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国内文艺理论界的重视，而中国史学界对于文化研究对本学科建设的借鉴意义，至今仍缺乏足够认识。 一 文化研究作为目前国外学术界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潮和学术理论，并不意味着就适合中国语境、适合中国历史研究的需要，但通过考察文化研究的产生根源及其对于西方史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不难看出，文化研究引入中国史学领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为文化研究进入中国语境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关于这一点，较早涉足文化研究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已有人指出：“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有如燎原大火蔓延全国，使中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一下子改观，批评界和理论界对此应作什么样的反应？……而文化研究对回应这一问题有一定的优越性。”[1](P214)的确，面对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以及文化市场的快速崛起，理论界原有的知识储备已远远不够。而西方的文化研究尽管流派纷呈，但无一不是植根于现代性大众文化土壤之上。中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现实条件。 中国现实社会的变化对于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影响力，从两本著作的接受史可以看出：一本是杰姆逊(F.Jameson)所著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该书1986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但在1992年以后，学者对它的兴趣却陡然剧增；另一本是阿多诺(Theoder Adorno)和霍克海默(M.Horkheimer)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其为中国学者接受的过程也大体相仿。文化研究理论之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走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再者，从根源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环境与西方文化研究萌生时的政治、思想传统有着相似性。在政治上，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新左派的目标是在英国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造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他们通过对斯大林主义反思后认为，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抽象化，把社会、政治、道德和艺术简单化约为经济和社会结构。他们要求用一种更复杂更全面的方式来处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如威廉姆斯、汤普逊(E.P.Thompson)、霍尔(Stuart Hall)等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同时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员，而且更在于在文化问题上特别重视文化政治，强调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把文化而非政治或经济看作社会过程本身。在思想上，霍加特等人坚决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化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人阶级自身利益的互动关系。无论是对于经济化约论、阶级决定论的反思，还是对于下层群众思想文化观念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从一定程度上说都与“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状况相类。由此看来，异域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有它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 2.西方史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参与、借鉴和实践，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经验和范例 西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众文化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从一股学术界的潜流，变现为各学科知识汇集的洪流。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内部都出现了对忽视大众样式的原有学科原则的挑战，高雅（或有价值的）文化与大众（或通俗）文化之间的疆界及其僵化观念被松动了。原有划分标准及价值判断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新的研究重新认识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并被赋予一种政治合法性。就史学而言，传统史学以精英主义为核心，认为历史是“重大”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变的记录，史学家更多地依赖文字记载来揭示过去的历史，宏大叙事成为史学的主体。从这一传统出发，史学家只需去关注精英们的行为、价值观和动机，而不必理会普通民众。尽管社会文化史的兴起源于多种因素，但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不宜忽视的。史学家开始把以精英史、上层社会史、政治史为核心的传统史学转变为研究普通人生活、下层社会文化以及过去不受人注意的领域，其中大众文化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如，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历史学家把大众文化作为重要参考，以了解工业革命的后果，尤其是文化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商业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文化作为社会调控手段的新用途。相反，研究现当代的历史学家，则转向知识考古，转向研究那些不为过去研究者所注意的、由不识字者遗留下来的文化活动标准，研究那些真正属于大众的文化。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则跨越当时精致的宫廷文化、高深的精英文化，考察弱势群体的、下层社会的、“群众”的、不为前人重视的文化和活动。史学家以一种肯定的态度，借鉴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新方法。去研究阅读习惯、狂欢节、歌曲、玩笑、图画、舞蹈、广告，为历史上的普通人重新定位。贫民日记、纳税单、地契、手印、票据等都进入史学家的视野，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