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笔者可以断言，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是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重大理论争论和社会发展所环绕的焦点问题之一。现代化目标的设定、现代化方案的选择、现代性的价值争论等，都不是少数学者价值无涉的学术偏好，而是直接反映或折射时代文化精神状况和社会发展状况的重大课题。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为人们已经从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理论的视角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和现代性的当代命运作出了很多深入的探讨，但是我们认为，这一问题依旧具有未了然性和未完结性，依旧具有开放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从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理论的视角对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探讨，迄今为止大多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因此在这里，笔者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进行一种哲学与社会学视野相结合的微观文化哲学的解说，即提供一种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日常生活批判的视野。 一、韦伯命题的进一步开展 作为本文立论和分析的出发点，笔者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如下：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不应当是经济增长等外在的特征，而应当是人的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文化机理的现代化程度，即现代性的生成状况。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我们是现代性的捍卫者还是它的批判者，都应当看到一个事实，即现代性在中国尚未形成一种“扎根”的状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现代性的生成遭遇到了社会内在的顽强的文化阻滞力。 笔者从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中探讨作为理性化的现代化时所提出的那个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著名社会学难题开始论述。韦伯在分析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伦理时问道：“为什么在印度或中国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导致同样的情形？为什么印度和中国的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那条理性化道路呢？”① 在韦伯提出这一社会学难题刚好100年之后，当我们重新面对这一问题时，情况有些复杂。如果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等指标，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但是，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中外很多研究者都认识到，以工业革命、商品经济、科学技术革命为表现形态的现代化，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和技术的快速更新，但是，不能把现代化的内涵仅仅归结于经济指标。现代化首先是、并且从根本上是以文化转型、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要内涵的人自身的现代化。换言之，现代化的更为本质性的标志，是其内在特有的理性化文化精神和文化机理，即现代性的生成。应当说，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包括精神飞跃和制度更新），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折，即现代化。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行为规则。吉登斯将其归纳为：“‘现代性’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此后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② 为了更为准确地判定现代性在中国社会中的实际状况和当代命运，必须了解它的深层次性和无所不在的基本特征。文化的存在形态与经济和政治等具体的社会领域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是从深层制约和影响个体和社会活动的生存方式。因此，现代性不是现代社会某一方面的、可有可无的、枝节性的特征，而是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和本质性的规定性，它以内在机理、深层结构和图式、自觉的文化精神等方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现代社会的血脉。所以，韦伯明确指出，作为现代性的理性化不是社会某一方面的特征，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理性化已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文化的所有领域之中”③。换言之，单纯的或单独的理性精神、科学发展、可计算的经济等，并不能构成真实的和真正的现代性。现代性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例如：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以及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等。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现代性境遇，我们不得不承认，情况并不乐观。就中国的状况而言，现代性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只是以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的形态或方式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理论和精神的流动之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结构、图式、活动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植入、嵌入、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因此可以断言，在中国境遇中，现代性在本质上处于“不在场”和“无根基”的状态。 作出上述判断之后，我们就应切入核心问题了：为什么几代中国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践行，现代性的生成在实质上依旧艰难？在这里，我们应接受韦伯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命题，即理性化可能遭遇社会内在的阻滞这一断言。众所周知，韦伯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设：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无形的时代文化精神，而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同时，韦伯在分析非西方社会的理性化问题时，又在相关意义上提出了内在文化阻碍的问题。当一种全新的事业在制度安排和实际运行中停滞不前时，很可能是原有的文化模式阻碍了新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生成。他在分析以新教伦理为标志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发生时，强调要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他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