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研究宗族组织曾经在国际人类学的中国学界占据了中心位置。然而，时至今日，人类学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地重视这一课题。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中国内地向国际学术界的全面开放有一定关系，同时，也是不同时期主导国际学界的新研究趋势影响的结果。随着整个国际大环境的改变，旧有的外在观照方式已不足以达到对许多原先并未预料到，但却是根植于“过去”的新现象的理解。许多常规的、可能较为僵滞的结构性概念遂逐渐被新的、外延与内涵较具流动性的概念，如权力、认同、族群、性别(gender)等所取代。各种新的研究课题应运而生(Harrell,2001)。 在历史上，宗族组织通过体现帝制中国的儒家意识形态、实践着儒家慎终追远的理念，俨然成为国家权力的另类形式(alternative form of the state power)，由此成为影响地方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亦见：柯大卫、刘志伟，2000)。重治这一课题，必然要求对地方历史的进一步搜寻与整理。对地方历史的研究则要求走出对“过去”进行程式化诠释的困境。宗族组织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在民间社会的制度化建设，所引起的地方文化进程的一种结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与发展可以直接影响到地方认同，甚至文化多样性的变化。① 今天，弗里德曼(Freedman,1958，1966)所认为的宗族组织得以建立与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然而，包括宗族制度在内的民间传统复兴却方兴未艾(Tan,2005; Huang,1998：219-20；范可，1999；潘宏立，2002；秦兆雄，2005；麻国庆，2004)。鉴于宗族的表现在中国各地不尽一致——大体说来呈东、南强于西、北之势——但在观念的层面，我们可能不能这么推断，故而陈其南有将宗族区分为“团体性”和“观念性”之谓(1990)。这种区分是有道理的，不仅大部分中国人都有宗族——家族主义观念，而且都有不同形式的团体性宗族活动。孔迈隆(Myron Cohen)上世纪晚期在河北一个乡村所作的研究表明，当地的宗族仪式一直有规律地存在着。尽管构成当地宗族制度的许多成分都可以在东南地区发现，但对墓地、坟穴、祖图卷轴、神主牌以及相应的合作群体，及其与整个季节的仪式循环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安排，却独具特色(2005：165)。事实证明，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内，宗族——无论是制度，或者是观念——在经历了无数次由民国政府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所发起的与“封建迷信活动”搏杀的战役之后，即便是在动乱远比南方频仍的北方，也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本文试图揭示宗族或祖先祭坛(ancestral cult)的生命力所在。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它的观念性的层面是如何得以表现的？它又是如何以团体的身份斡旋在全球化浪潮刺激下而出现的急剧变迁之中？笔者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在经历着急剧都市化进程的闽南地区，宗族组织的复兴不啻已成为传统主义的一种形式。同时，除了政府行为外，这一复兴又是不同地方在全球化时代里进一步“地方化”或“再地方化”的方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形式的地方“文化”或“传统”的振兴和复兴运动在今天已很难说具有任何形式的抵抗意义。它与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强调“文化”的独特意义来抵御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文明”、“进步”的普世意义不同，也与当代欧美激进的文化批评者所认定或预期的相反。整体而言，无论是否受到地方精英的操纵，地方社会对民间传统的振兴，实质上是拥抱全球化的一种理性选择或另类表达。当今，对那些经济发展日益嵌入世界经济市场的地方而言，如何才能进一步“为人所知”或所“认可”，早已摆上日常议事日程。任何形式的地方传统的复苏或振兴，在我看来，都是地方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来彰显“自我”，以达到加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将“文化”、“地方”等视为对抗全球化“基地”或基本要素者，仍然在不经意地延续一种建立在西方中心立场上的观念，即：相对于“都会”(metropolitan)的“地方”(locale)，代表着非理性与落后。② 今天，通过出版族谱，重新修缮宗祠、祖坟，人们还表达一种怀旧情愫，以克服因为经济多元化和商品化所引起的亲情疏离、社会关系变味乖离的沮丧感，重新强调家族主义的终极关怀。③ 只有在这一点上，传统的振兴与复归或许还透露了一点点“抵抗”的信息。 笔者认为，无论是地方上各种官方的形象工程，或是民间传统复兴，它们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有一点是相同的：地方化或再地方化。它们实际上都是对全球化潮流的积极回应。通过这类使“自我”凸显的方式来进行宣传，以积累象征资本。全球化之所以无法带来某种同质性的文化，反倒刺激了文化多样性建构，其原因就在于此(范可，2005，1999；Watson,1997)。为了支持这一论点，我们需要理解，所谓的宗族活动对当地人意味着什么。简要分析宗族制度的产生发展当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二、关于宗族组织产生发展的一些讨论 东南中国之所以成为在社会结构上以宗族组织为特点的代表性区域，首先是因为绝大多数海外华人，尤其是定居于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来自这一区域。在殖民地时期，西方人就已经注意到这些海外中国人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长时期的“冷战”。其时，中国被美国政府视为敌国，美国政府因此提供了大笔经费支持对中国的区域性研究。由于没法进入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的海外中国人社区遂成为“替代品”(Patterson,2001:104-05; Harrell,2000；庄英章，1998)。这些社区，或在文化上，或在文化、地理上两者兼具，都是东南中国的一部分。此外，“东南中国模式”(Cohen,2005：165)之所以能主宰学界有年，还与英国人类学对非洲政治制度的研究所产生的短暂国际影响有间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