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美国多元文化主义 王恩铭 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又是一种社会实践行动。它以美国社会日趋多样化为基础，以“宪法民主”、“政治承认”和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思想为武器，要求主流社会给予亚文化群体平等地位并承认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使美国成为一个文化价值观多元、各社会群体相互平等的社会。本文以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教育界的情况为例，通过对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理论和主要论点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它争夺文化价值观话语权力、重新确立美国国民性的根本目的。 原载《国际观察》，2005.4.10～19 文化群落与都市文化群落的危机 耿波 都市文化意味着在终结意义上的超越价值之缺席，落实在文化群落上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实质性的都市文化群落危机，而这种危机在此前乡土文化群落和城市文化群落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都市文化群落危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看似完全相反，但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是失群的迷惘。都市文化中个体存在的不幸处境不是物质的缺乏而是自身集体性渴求的不能实现。另一方面是求群的疯狂，求群的疯狂意味着，在超越价值上无所依傍的都市文化个体为了逃避“迷惘”的追逐，为了缓解在人群中所感到的孤独，孤注一掷地要在这个没有超越价值的都市文化中将一切视为超越价值，认同一切，膜拜一切，全然不去追问其中是否包含着真切的个人体验，目的只有一个，寻找超越价值，寻找他人。 面对都市文化群落的危机，正确的立场应该是以直易曲，在娱乐行为（商业）、市政行为（官方）、自发的民俗行为（民间）以及精神创造行为（文化精英）中，体察、探索、把握、发扬都市文化“碎片”中所包含的真正个体体验之端绪，重构都市文化时代的超越价值，使都市中的人们在成功的向上认同和相互认同中重建文化群落，从失群的迷惘和求群的疯狂中醒来。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4.12.④ 人文地理学与皖南民间表演艺术的保护 周显宝 西方人文地理学关于观念、行为和人文景观及其互育（cross-fertilization）关系的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皖南民间表演艺术的发生、发展是与皖南民间的信仰、行为和人文景观密切相关的，这种表演艺术实际上是民间宗教信仰、各种祭祀仪式和公共庆典活动展示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地理空间、场所的依存与人文景观的互动和互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也透露出其与民间观念和信仰的内在联系。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精神，本文提出，应该把皖南民间表演艺术的保护和研究放到其发生的人文景观、仪式空间和生态环境中进行。 原载《文艺研究》，2006.4.76～84 “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 刘铁梁 传统体例的民俗志对民俗事象的分类写作，存在着将作为整体并具有互释性的生活文化割裂的倾向。因此，在借鉴民族志书写模式与解释人类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北京市门头沟区民俗文化志》调查与写作实践的反思，提出“标志性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倡导“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新式民俗志写作，以提升抢救与保护民俗文化的认识水平。所谓标志性文化应具有：一、能反映这一地方的特殊历史进程和贡献；二、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力；三、深刻地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这种民俗志书写也将促进民俗文化调查的深入和研究范式的创新，间接对地方社会协调发展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具有参考价值。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6.50～56 秀山花灯文化形态的定位问题 ——兼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认识的逻辑起点 赵心宪 “秀山花灯”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迄今为止其内涵是不明确的。从文化整体特征审视，应该首先在观念上把秀山花灯视为一种区域民俗文化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区域民间艺术文化形态的几种具体形式。应正确理解秀山花灯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事象所具有的民间的基本特征（也是其生态保护认识的逻辑起点）：体现民众共同意愿的社区地域性，时间节律和遵循的程序仪式规范性，百姓大众日常生活习俗的民间性。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3.104～109 网络聊天的语用和文化 蒋原伦 在网络聊天过程中产生的聊天用语，在综合或颠覆传统的口头用语和书面语的过程中，自成一套新的语用规则。网络催生的新型聊天语体与传统语体规范的差别和其语用特点主要有：网聊心理自由；语境的约束小；语体混杂；以别出心裁的新奇怪异为时尚；易变不稳定性。在网络媒体带来的社会变迁中，网络聊天对日常人际交往的过程、方式和交谈内容的塑造和改变表现在：网聊成了青年一代宣泄情绪，沟通思想的主要渠道之一；成为时尚的生产者；以易变不稳定的时尚文化构成当今文化的常态。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2.63～68 文化内生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文化解释 ——鸡毛换糖、义乌兵与板凳龙 白小虎 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发展是一个经典的命题。作者并不赞成直接引征事功哲学来解释浙江人的创业精神，即使作为制度的文化也缺乏有力的推理。作者认为，在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联系，由文化内生出一个推动制度变迁和经济进步的组织。本文转向了通过民间习俗传统来理解商业文化，从“鸡毛换糖”这一经商习俗文化及其两个边缘文化现象——“义乌兵”和“板凳龙”，说明朴素的商业习俗文化能引导个体的行为演变成有组织的群体行为，进而会形成推动制度创新和经济进步的新兴商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