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战性的题目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俄罗斯人民与他们自己努力创造的世界史上伟大的帝国处于长期紧张的冲突中。无论就其革命前的方案还是焕然一新的苏联变体而言，正是这个冲突成为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普通民众与帝国及其精英对抗的观念本身并不新，它起源于早期的斯拉夫主义并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历史理论和历史传统的灵感的源泉。英国著名学者詹弗尔·霍斯金的著作：《俄罗斯：人民与帝国》② 可以说是不久前成功地用历史资料解决了这一问题的著作之一。 但是我提议把俄罗斯发展中基础性的矛盾看作是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性的冲突，这就把分析问题的焦点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史领域转换到族群史、民族意识和社会文化变化领域，从而拓展了新的精神前景。这种可能性在彼得堡女研究者C.鲁里耶③ 有趣的著作中得到反映，与霍斯金的书一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我的概论的出发点和观念基础。 认同性的主题在本国科学和社会政治话语中占据着越来越显著的地位，这对于现代的俄罗斯是很自然的，在俄罗斯，大规模体系的危机是以打碎和变换先前认同性基础、探索和建造新的认同性为标志的。但要强调的是，并不取决于思想政治观点和科学学派，现在的局势有着同样的特征（就像俄罗斯认同性的危机一样），它通常落在俄罗斯认同性的状况之后。不管是暗指还是直说这一点，在20世纪初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认同性的情况一直良好。而凡此种种先验性的前提是有着严重错误的。 纵观祖国的历史，从17世纪中期开始，公开的宗教的、社会文化的和随后政治的分裂不是别的，正是变成危机形式的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文明综合体认同性的不断变化。换言之，认同性的危机并不是现代或是说20世纪特有的现象，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俄罗斯历史；而其核心则是俄罗斯的族群认同性与帝国之间的冲突。 何为认同性？认同性，用普希金的话说，就是“人的自在性”，无论作为个性，还是不同类型的社会、政治和族群的共同性主体论的深刻基础。就国家和民族来说——即就世界史和政治上传统的主要参加者来说——国家－公民的和族群的认同性就是这样重要的基础。 国家的认同性指的是大众意识中的国家形象以及与之融合（或者相反，与国家疏远）的意向；公民的认同性也是这样，但更倾向于国家和社会方面。这一系列的同一化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以至于未必能单独地去研究它们。但毕竟它们之间不相吻合，存在分歧，这种分歧越明显，社会就越独立于国家之外。在俄罗斯，“人民”（“社会”）和“祖国”（“国家”）传统上被看作是从属于“国家”——俄罗斯政治神话的中心概念的，它是帝国政治认同性理所当然的结果，这种认同性倾向于公民的和国家的认同性完全相同。 国家公民的和族群的认同性之间的联系针对于历史地扮演国家性的创建者——人民来说明显地显现出来。从广义上来说，族群的认同性与族群的自我意识同义。它不仅包括认同——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而且包括“我们”的形象：关于本族群的共性及其民族性格（自我陈规）、其人民的历史、历史上的行为形象、把握世界的方式、关于文化、语言、疆土以及其他的族群共性（不同陈规）这一整套概念。应该记住族群自我意识的神话性，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虚假的：神话的真实并不靠它本身的内容，而靠它所特有的能够起动员作用的力量。 帝国因素反对俄罗斯因素 革命前的俄罗斯将近终了时，国内不仅没有形成类似欧洲民族－国家的俄罗斯的政治民族，而且甚至连全俄政治的统一有时也显得可疑。绝大部分俄罗斯人民——农民——的意识具有地方性的特征，他们关于民族和俄罗斯更为宽泛的概念直到20世纪最初10年才出现。由于命运的捉弄，这个过程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地强化了。俄罗斯缺乏诸如有重要意义的横向的（至少在19世纪下半期前）和纵向的（社会处于种族隔离中）机动性以及文化的同类性这样一些使俄罗斯变为政治国家的重要前提。社会的底层和上层隔离开来不仅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屏障，而且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时空的连续性中。只要把农民村社周而复始的时间和地方性的、封闭的空间的农民村社和那些欧化的社会精英线性的时间与宽阔的、开放的空间加以比较就足矣。 连俄罗斯精神（русскостъ）独特的精髓——东正教会在克服这些质的差别上也没有成功，它的使命似乎是在形成民族共性的中心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教会屈居于帝国的利益之下，从18世纪初期开始它紧密地与国家形成整体，公然受到国家的鄙视，它不能成为俄罗斯政治民族组建的核心。况且，随着教会制度权威的轰塌，世俗化的精英们装饰性的基督教和民间的东正教之间的距离加大，以至于它们看来像是不同的宗教。 俄罗斯民族政治的（公民的）身份的虚弱和不善于表现到一定时候就成功地被它依靠严谨、完整的神话象征体系而高度发达的族群的自我意识所补偿。同时，俄罗斯的族群性（农民村社最先充当了它的体现者）处于帝国及其代表精英们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紧张关系中。 这种冲突是由俄罗斯国家的性质所引起的，从16世纪起大陆帝国的特征就越来越明显。后来随着长期的领土扩张政策而发生的，有重要意义的族群文化和族群政治的异质性、极大的规模、面对来自外国的不断挑衅和威胁、绝对保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的生存，这些帝国固有的多方面的定位把帝国的认同性随国家的（在多余的族群眷恋的理想中）爱国主义和王朝的奉公守法的优先权一同提到了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