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2—0016—08 变化与危机 庶民研究者的作品提供了关于变化的理论。印度被卷入殖民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从半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征服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生产方式的宏大叙事中被理论化，而且以不明显的暗示，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叙事中被理论化了。这个变化被看成是殖民地被政治化的开始。殖民的主体被认为是从天生的精英分子中产生的，他们被泛泛地描写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些庶民研究者似乎要以下面两点来修改这个定义和它的理论化：首先，变化的时刻应该以复数表现，而且应该被描述为冲突而不是过渡（这样就和统治和剥削的历史相联系而不是被纳入生产方式的宏大叙事中）。其次，这些变化被符号系统的一个功能性的变化所表示或标记。最重要的变化是从宗教到军事的变化。然而在这些集子中也有许多其他符号系统中的功能变化：从犯罪到叛乱，从奴隶到工人等等。 这个视角变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变化的动因在叛乱分子或者是“庶民”。 符号系统的一个功能变化是一件暴力的事件。 即使它被认为是“渐进的”（gradual），“不成功的”，或者是“颠倒自身的”（reversing itself），变化本身也只能是由危机产生的力量驱使的。然而，如果符号系统先前的功能没有蕴涵变化的空间的话，那么危机也不能使变化发生。功能含义的变化就补充了先前的功能。“意义的运动就增加了一些东西……以此来弥补指意的缺陷。”[1](P289) 庶民研究集体谨慎地评论了这种双重的运动。 他们一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建立意识或文化的理论而不是特别地关于变化的理论。正由于此，我想，他们的作品里才没有系统地强调危机的力量，尽管危机的力量并没有远离他们的论点。有时候他们一不小心就把危机的力量暗指为“冲击”（impingement），“联合”（combination），“为了统一而陷入的情景”（circumstances for unification），“变化的原因”（reasons for change），“含混”（ambiguity），“不安”（unease），“过渡”（transit），“引起关注”（bringing into focus）；甚至描写为“转换”（switch）， “着火”（catchingfire），或者被普遍地描述为“制造混乱”（turning upside down）——所有这些批判的意指力量的概念隐喻[2](P30)。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似乎损害了自己，作为自认的辩证家，他们使自己陷入了自发性和意识、或者结构和历史的已有的论争中。事实上，他们的实践质疑了这些对立，而我认为这更接近解构主义。变化的理论作为符号系统间功能置换的场所——这是他们在文章中迫使我读到的——是一种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阅读的理论。作为过去和将来的积极互动的阅读就是符号功能的置换场所。如果这样看来，庶民研究小组一再想让我们掌握“社会文本”的概念隐喻并不是把真实的生活缩减为一页书而已。我的理论的介入是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 可以推断他们的工作假定至少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尼采所称之为的一个“连续的符号链”。行动的可能性就在于对象的瓦解，即链的断裂和再连接。这种论点的思路并没有把意识置于和整个团体相对立的地位，但认为它自身构成并处于语意链上，因此它是进入研究对象本质的一种工具。要了解意识就要把历史学家放在一个完全妥协的地位上。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双重绑定才有可能揭开尼采格言式的评语，他的评语就是遵循了关于这种双重绑定的符号链的意象：“整个理解过程中的所有概念都退出了定义；只有那些没有历史的才可以被定义。”[3](PP.70,80) 不管怎么样，这些假定严格来说，和寻找一种肯定和纯粹状态的意识的欲望并不一致。我的论文也将展开来谈这个差异。 不可纠正的认知失败 所有研究者关于散漫置换（“discursivedisplacements”——为了表述的简洁，用它代指“系统的功能变化”）的说明都是关于失败的说明。对于庶民的置换，他们给出的理由最多的是殖民权威有着更大的范围、组织和力量。就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运动来说，可以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带有成见地拒绝承认农民政治化的重要性，也拒绝与政治化的农民结盟，这是导致农民政治化运动失败的原因。然而也有早期进化论的原因，这种进化论尽量避免庸俗马克思主义给农民添加光环，它批评农民意识的现有水平，认为农民的稳固性和力量不够强也不够持续。这和研究小组总的政治观相矛盾，他们把精英对意识的霸占看作是可以解释的建构。 要检验这个矛盾，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以上的置换不管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实施，都是失败的。恰克拉巴尔提、达斯和钱德拉（Chakrabarty,Das,Chandra）都描述了工会社会主义，机能主义的企业主义以及土地共产主义把半封建置换进现代话语的失败。查特吉阐述了甘地原创的和印度教的宗教想象的互动是如何不得不被曲解以便他的抵抗的道德规范能置换进资产阶级政治的符号系统。我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置换失败和部分成功不一定就和一个阶级的意识水平有关。 接下来，我们注意到研究小组认为，看起来似乎成功的所谓的精英的历史编撰，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民族主义还是殖民主义的，本身就显示出是通过认知失败来组建的。确实，如果作为散漫领域置换场所的变化的理论是他们最重要的观点，那么认知失败就是其第二重要的观点。哈递曼（Hardiman）指出，许多当代的编史用复杂的词汇遮蔽了认知失败，而这种被鼓励的忽视和殖民统治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