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1—0154—10 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学术界内外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全球流动的资本、信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下，地区或本土文化如何生存并保持其同一性？有些批评家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意味着世界文化的统一或美国化；另一些批评家认为，全球化不一定是文化的同质化或美国化，相反，它会促使产生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化多端的差异。在这种争论背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焦虑和担心：仍在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破坏或消除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地域文化。在这种特定争论里，每一方似乎都反对对方关于本土或地域文化构想的前景。因为差异和分化总是许诺从某种文化、意识形态或政治霸权的解放，而过去30年来，差异性和地区性也确实被称赞为是反对霸权的力量和实践的所在。实际上，就差异而言，自从现代性产生以来，它一直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方面，现代性提倡创造精神和反抗精神，而且这种精神总是力图“与它寓居其中的、想象的世界断裂”①；但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和彻底的理性化又坚持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扼杀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个人主义和自治自立的理想。这种在希求不同的欲望和对它的无情否定之间的冲突，在后现代时期变得更加激化。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来，对差别、对不同的现代性、以及对本土主权的欲望，已经导致了前苏联和东欧阵营的解体，出现了更小的民族国家，形成了各种政治的、民族的、乃至观念上的团结，在先前的同质化的社会里展现出异质的秩序。与此同时，后现代资本主义正在发展成一种全球制度，在世界不同的地区迅速传播莱斯利·斯克莱尔所说的“跨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实践”，带来消除地域文化、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威胁，使民族和个体服从于一种单一的现代性轨道。为了对全球化进行一种可行的测绘，人们必须同时看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两个矛盾的方面，断定它在什么层面上分化区分，在什么层面上同质化。 在《失控的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里， 阿君·阿帕都莱（Arjun Appaduri）论证说，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电子媒体和迁移已经造成一种划时代的断裂，形成了跨国家的、跨领土的、跨地区的趣味、意见和享乐的一致性，正在从根本上削弱民族—国家对去中心的、流动的、去领土化的主体性和话语的控制。全球化并不是同质化的故事；失控的现代性是断裂的、有区别的、不受明确边界限定的现代性。阿帕都莱的概念“失控的现代性”的部分含义似乎是：大量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和民族的地方性和同一性，不断通过媒体和迁移彼此发生联系和冲突，孵化出无法控制的各种微观和宏观的现代性。像德里达的修辞“差延”那样，现代性的转义可能会无限分裂或变化无常。阿帕都莱的全球化概念，即认为它是一个现代性碎裂或分化的过程，使人想到詹·尼德文·皮特斯的论断。皮特斯断言，全球化是一个混杂的过程，它引起一种全球的混合，构成“‘自我源头’扩展和多样化的框架”②。按照皮特斯的看法，“有多少全球化的代理和能量或动机，就有多少全球化的方式”③。阿帕都莱和皮特斯的观点得到了约翰·格雷的回应。格雷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不会开创一种普遍的文明，如像史密斯和马克思认为的那样。相反，它会使各种本土的资本主义发展，它们不同于理想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彼此也各不相同。它创造出的政体通过更新自己的文化传统实现现代性，而不是模仿西方国家。现代性多种多样，与现代性不能实现的方式一样多”④。我们认为，这些批评家对全球化的看法既有启发又有误导，因为，尽管分化和断裂构成今天世界经验现实的某些层面，人们对差别的欲望也说明了世界上各种反霸权的计划，但如果过分强调差别和分化，很可能会掩盖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因为全球化实际上是使全球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和文化逻辑全球化。这些批评家虽然都决心驳斥文化霸权或文化统一，都希望现代性的多样化，但如果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促进不同现代性的过程，那就低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破坏力。 20世纪的主导情绪是多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或多种资本主义的某种选择。冷战的结束终止了第一种追求：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似乎使世界认定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败，再也不可能实行。于是，知识界和学术界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主义可否选择这一更迫切的问题。由于意识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不可抗拒，认识到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对非西方国家文化实践的影响，一些研究全球化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便开始想象可能选择的资本主义，即先前的第三和第二世界国家可以在技术和经济上实现现代化，但又不受几十年来统治着西方的那种浅薄的、享乐主义的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影响。最后全球化的争论被归纳为一个大问题：在以经济和技术全球化为特征的世界上，是否可以有不同的地方文化？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莱斯利·斯克莱尔对此表示强烈怀疑，按照他们的看法，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传播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其文化—意识形态“既使文化传统中性化又对它重新解释，而其方式则会消除大众的反抗”⑤。在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和文化的区分已经消失，因为“今天的商品化也是一种美学化”⑥。在消费主义时代，假如经济和文化真的不可避免地彼此混合在一起，那么，当所有地理政治空间都淹没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之中时，是否任何地理政治空间还能保持一种不同的本土文化？ 诚然，数字电子通讯使我们的全球地理感已经基本上去领土化和去中心化，电子媒体和人口迁移造成了大量无国界的、跨国的和移居的社群，或者说散居的、流动的、难以控制的社群。商品、信息、金融、形象和技术的全球流动，并没有结束变异、分化和混杂。西方空间的、商业的、话语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语言被转移到非西方的空间；非西方的或本土的文化资源、技艺和形象也在西方被人们消费。理论、意识形态和技术被翻译和移植。空间、形象和观念被取代和分化。但是，人们可以认为，所有这些被取代和分化的观念、形象和商品常常证明相同的经济和文化逻辑。在《时间的种子》里，詹姆逊提出，在后现代时期，相同通过绝对的差异存在，绝对的变化等于停滞。同一性和差异不再对立；它们构成一种二律背反。今天全球的差异与全球的同一性相同，因为今天的差异已经变成标准或标准化，差异正在以同样的方式标准地被生产（或复制）出来。区分不等于差异，区分不一定产生差异。这就是后现代全球化的悖论。正如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所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通过取代、分化、流动性和分裂等策略进行统治。它培育差异，因为“销售本身是一种以差异为基础的实践，提供的差异越多，销售的策略越能发展……每一种差异都是一个机会”。如果全球资本主义利用并依靠分化的策略向世界市场渗透，那么它首先进行全球化的最终还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论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取代和分化并不会导致差异，而是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培育同一性，凡是资本到达的地方都会再生产这种同一性。我们将通过观察西方文化空间在当前中国复制的情况来提出我们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