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只是新世纪初期的普通一年，也正因其普通，我们通过对2005年人文学术热点的回顾，却正好可以看到新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某种普遍性特征，捕捉住近几年来中国思想文化中出现的某种症候。要概括2005中国人文学术的热点和特点，有三个方面不容忽视：其一，“原发性热点”少，而“延续性热点”多，也就是说，许多热点话题仍然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人文学术问题的一种延续，当然，由于时代与语境的变化，这些问题在2005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进；其二，学术界共同话题增多，既有的学科界线在问题的一致性面前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导致上述两个特点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其三，当代文化变迁使得思想与学术彼此不再矜持，思想的学术含量在增强，而学术的思想深度同样也在加深。 1.“国学热” 2005年首屈一指的热点当数“国学热”的再度升温。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纪宝成校长的《与传统和解——国学不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及其他文章或访谈（它们分别是《光明日报》6月7日的《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新京报》6月1日的《重倡国学，是为延续中国文脉》和《南方都市报》6月8日的《为何创办国学院？如何培养国学生》），引发争论。一时间出现以袁伟时和徐友渔为代表的反方和以袁济喜和彭永捷为代表的正方的激烈辩论。与此同时，围绕废除科举100年纪念和祭孔的争论也为该年的“国学热”推波助澜。科举终结百年，从官方到民间已经没有了原有的关注目光，9月2日—4 日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科举终结百年惟一的纪念活动。但是，科举思维对现代人的影响，特别是围绕当前的教育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择制度的问题仍然激起人们的思考。相反，9月28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主办的首次“2005全球联合祭孔”则规模宏大，气势不凡。此外，北京大学哲学系办国学“老板班”和中国国学俱乐部正式开张的消息，也引人关注。 “国学热”中引发的问题远远要比所谓“脊续”的意思复杂得多。比如说，国学复兴是否可能？国学复兴是否会导致独尊儒术，陷入“国粹主义”的泥潭？国学教育如何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与不足？等等。其实，在诸多讨论中，各方的建设性意见也许更值得关注。如徐友渔的忧虑不无道理，他认为，“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引起争议和构成问题的，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如果认可那种以教主姿态说话的人的基本主张，那么复兴国学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① 而袁伟时众多批评意见中，争论中被忽略的“市场经济改变了学校运作方式”② 观点倒真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袁济喜所指出的五四时期国学的批判者所拥有的深厚的国学素养与现在的国学批判者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他所提出的“批判国学，是否需要‘准入资格’”的问题同样发人深省③。而纪宝成为国学研究和传承所提出的“衡估国学的价值”、“反思国学的失落”和“走向国学的重建”的目标其实正是在批判中重建的策略④。 2.“亚洲作为方法” 与国学问题相关的是“亚洲问题”受到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其实，“亚洲作为方法”是中国学者对1961年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和80年代中后期沟口雄山中国研究理论框架的接受。近几年在这方面颇有影响的是台湾学者陈光兴，他参加了6 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全球化与东亚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的视角”暑期高级研讨班，提交的论文《“亚洲”作为方法》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⑤，紧接着在8月20—24日， 由上海社科院和荷兰国际亚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亚洲研究学者大会”举行，再度将“亚洲”问题提了出来。而12月11—13日由人大哲学系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国际研讨会则似乎成为这一问题的回应，使“亚洲”问题贯穿了2005年的中国学界，并创造性地将儒学问题（泛而言之也就是“国学”问题）与亚洲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亚洲作为方法”的提出对中国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开始产生。正如张慧瑜所概括的，“不同在地的学者重新提出关于东亚／亚洲的想象问题，尽管目前来说，还仅仅限于知识层面上，但这种论述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的批判，在中／西、日／西、韩／西、台湾／西方等二元想象关系中，寻找另一个他者‘亚洲’，以相对化或者说‘稀释’被上述二元结构所凝固的主体建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亚洲’作为方法，是为了突破西方作为唯一参照系，引入亚洲视野，以便更清晰地触摸当下东亚的现实或境况。”⑥ 而国际儒学论坛所关切的则是儒家思想对亚洲人文价值特别是东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我们从宋志明对儒学思想与东亚人文价值的“人本主义取向”、“淑世主义取向”和“和平主义取向”的三点共识的概括中也可以感受得到这种关切的现实性⑦。 3.“通三统” 2005年5月12日， 甘阳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甘阳看来，“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25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中国人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这样一个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常常难以准确描述，但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和乡情。”在前一阶段的文化讨论中，“由于整个中国传统文明被瓦解，因此20世纪以来，无论是关于中国还是西方的研究，中国人引用的权威都是西方的。”但是在他看来，“很长时间以来，不但中国不了解西方，西方也不了解中国。中国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是完全外在于中国的，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可言，不必套近乎。”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