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5）05—0122—04 “‘现代’的概念，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实际上是席卷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巨大变革及文化转型的同义词。所以，‘现代’这一概念本身已熔铸了整个资本主义赖以安身立命的全部价值观。……总之，西方的‘现代’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补充交融的关系。”[1] “现代”在中国的表征是，1840年后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沿海大中城市已经逐步开始了工业、科技、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趋向。“一战”的间隙为民族资本主义赢得了绝好的发展机会。如果按照霍尔对现代性特征的认识，他认为在于“基于市场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消费基础上的货币交换经济，广泛的私有制和系统长期基础上的资本积累”[2](6)， 那么，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产业性发展已经具备了一个经济基础。1840年的鸦片战争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作为鸦片战争的后果《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开放了包括上海在内一系列的沿海商埠。中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使中国逐渐溶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文化上也缓慢地启动了同质化的步伐。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处于传统一现代转型的复杂矛盾之中。作为以娱乐性、趣味性、商业性、通俗性为自身定位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其兴起与都市社会的形成、大众传媒的兴盛、大众文化的初步发育以及特殊的政治气候这些时代背景有密切的联系。上海作为近代以来的商业都市，其文化发展是以市场作为依托完成需求、交换、销售与分配的。影响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与繁荣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制约作用，显现出鲜明的文化产业化发展特征，即产业化运作方式和经济的文化属性。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现代性内涵的文化——经济类型将文化作为产业推向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经营之路，是社会化大生产在文化领域发展、演绎的结果。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力地刺激了文化消费，从而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育；文化市场的发育能够促进各类文化产品和文化要素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自由流动，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又进一步拓展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为文化产业萌芽阶段的始作俑者，可从近现代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市场两个方面来分析其现代性内涵。 一、鸳鸯蝴蝶派与中国近现代大众传媒 以营利为目标的文化产业，客观上要求大众传播媒介采用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而清末民初传媒的商品化，无疑适应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一要求。所谓媒介的商品化，是指把媒介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即决定媒介产品价值的标准由媒介产品满足个人与社会需求的能力来决定。近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在文化产业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现代出版业直接介入对通俗文学期刊的创作、发行和销售，具有鲜明的商业性、市场化的特点。晚清传教士出于布道或政治革命、改良的需要，传媒主要是以集资创办。而民国初年，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为主的出版机构完全商业化了，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社，逐渐向较大企业发展。在经济不平衡的发展中，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有着全国最发达的新闻出版业。以赢利性报刊而言，《申报》、《新闻报》、《点石斋画报》以及消闲娱乐小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报刊，都是商业化的产物。考察明末清初的报馆，其内部设置一般分为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整个机构已开始按公司制度运行。”[3](152) 中国近现代大众传媒以其干预、批判、向导的功能逐步建立起了平民性的“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新文学刊物中，北京的《新潮》是由北大资助，《语丝》是由教授、学生自筹经费支撑，而《小说月报》及其编辑有着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强有力的支持。《新青年》、《创造季刊》也在上海出版、发行。作家本人作为编辑以及报刊创办者这一利益主体面对市场对刊物进行企业式运作。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最大的改变是将文化生产与文化规划结合起来进行，具体地说，商务印书馆不再只是满足于一般的印刷文字物品，而是根据当时人们的文化需要来生产文化产品”。[4] 商务印书馆秉承传播思想和文化的理念将出版作为产业进行多元走向的经营，它拥有编译所、印刷所与遍布海内外的发行网络以及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办有幼儿园、中小学、师范、函授学校等教育机构和电影厂、文具标本仪器厂、印刷机械厂等文化机构。随着商务印书馆的日益壮大，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民办出版机构纷纷出现。作家（或作家本身作为出版商）与出版社的合谋，制造市场畅销的神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凭借雄厚的实力捷足先登在出版界占有老大的地位，不可动摇。前者有《小说月报》，后者有《中华小说界》。其他的出版社竞争激烈，纷纷创办通俗文学刊物扩大影响，增加市场的份额。世界书局推出了红色系列，同时，大东书局推出了紫色系列如《半月》、《紫罗兰》等期刊与之抗衡。世界书局在20年代初依靠出版消闲书籍兴盛起来，有《红》杂志（100 期后改为《红玫瑰》）、《快活》旬刊、《家庭》月刊、《良晨》周刊、《星光》不定期刊、《侦探世界》半月刊，是当时出版消闲刊物最多的书局。秋翁（平襟亚）的回忆可为佐证，民国初年，“社会一切都呈着蓬勃的新气象。尤其是文化领域中，随时随地在萌生新思潮，即定期刊物，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版。因为在那时候，举办一种刊物，非常容易，一、不需登记；二、纸张价廉；三、邮递便利，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酬报菲薄。真可以说是出版界之黄金时代。”[5] 在鸳鸯蝴蝶派作家主持的30多种刊物中，以王钝根、周瘦鹃主编的《礼拜六》影响最大，前后共出版200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一千多篇。 徐枕亚和吴双热主编的《小说丛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发表的著名小说有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刻骨相思记》、《棒打鸳鸯》（后改名《双鬟记》），吴双热的《断肠花》、《香国春秋》，李定夷的《潘郎怨》，蒋箸超的《琵琶泪》，朱鸳雏的《玉楼蛛网》等。张恨水创作高峰期的三部代表作分别连载于《世界晚报》的副刊《夜光》，《世界日报》副刊，《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市即抢售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