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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不同文化理念和文化行为方式。由此所致的跨文化问题影响不同文化人员间的交流与合作。鉴于这一新时代新问题，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际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应对21世纪的挑战，促进不同文化人员间的交流。本论文从跨文化诠释学理论出发，从跨文化认知特性与跨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问题及跨文化理解前提三个方面，通过中德跨文化交际的实例论述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认知与跨文化理解。
t）② 中的“跨（inter）”涉及以下几个内容层面：1、“之间”（文化间）；2.“相互”（文化相互关系）；3.“互动”（文化互动性）；4.“对立／对峙”（文化对立／对峙性）。也就是说，第一至第三层面的跨文化互动性往往是积极的，正面的，而第四层面则涉及跨文化互动消极的一面，即文化间差异性和对峙层面，因而，“跨”的第四内容层面往往会造成跨文化理解困境、交际困难以及文化冲突。当交流和交流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观超越国界或文化圈时，就会遇到困难，在这方面如果执意坚持本我文化价值观就会导致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也是构成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方面。③ 从跨文化交际学角度看，文化是群体、个人、机构、民族的主要取向标准。文化影响和决定人们感知、思维、评价和行动的文化取向体系（das kulturelle Orientierungssystem）④，其核心部分是文化核心标准（Kulturstandards）。文化价值取向标准决定人们选择何种文化行为方式，如何审视他我文化和文化事件发展过程；文化影响人们的个人习惯、集体和群体习惯。从这一角度看，文化可被看作是一个群体习惯的总和，并决定人们的交际、思维、感知和行为的取向。⑤ 文化给人提供行为模式、行为条件和界限，文化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除文化价值取向标准外，文化还为我们提供文化模式、特定的交际和交流形式，如谈判、邀请、会谈、约定和礼节方式。因时空和文化载体等制约因素，不同文化间的文化核心标准的内涵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和不对称性。从宏观层面看，文化核心标准是人们文化行为的文化核心规范，但如何实施文化核心规范，也受制于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人所具有的文化整体性影响。 人作为文化载体，他的文化整体性（die kulturelle Komplexitt）包括文化认同（die kulturelle Identitt）、阶层认同（die Schichtenidentitt）和个人社会化（die individuelle Sozialisation）。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的文化认同具有文化普遍性，在这一文化整体性范围内，人的文化整体性和其文化行为表现方式又受到人的阶层认同和个人社会化的影响。因而人的文化整体性是三维的，即：1.在宏观层面，人的文化整体性涉及某一文化普遍的价值要求和文化行为要求，由此决定人的一般文化行为方式；2.人的文化整体性也包括个人的阶层认同， 由此决定个人相应的社会文化行为；3.在微观层面， 人的文化整体性涉及个人社会化，由此决定并影响人对文化取向体系和文化核心标准的接受和实施程度，这也影响不同文化人员间的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理解⑥。在迄今为止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中，人们将视角放在文化价值取向体系和文化核心标准接受的宏观层面上。按照阿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的观点，确定文化价值取向有利于不同文化人员的跨文化接触和跨文化理解，但是这种文化价值取向体系和文化核心标准的确定方式没有兼顾人的文化整体性中的阶层认同和个人社会化。在这种认知前提下，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就较难确定交际对方对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核心标准的应用程度。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确定某一文化的文化核心标准应用时，应比以往更多地兼顾人的文化整体性三个层面，使我们对对方的理解既能符合文化普遍性又能兼顾文化载体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符合文化行为的反应方式。 另外，在审视或感知他我文化时人们会反思本我文化，这一跨文化理解认知辩证关系可使我们通过他我文化洞察本我文化意识。从这一角度看，理解他我文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进一步认知本我文化，并在对文化异同认识过程中达到自我启蒙（Selbstaufklrung）和自我间距（Selbstdistanzierung）。 由此奠定的跨文化诠释学（interkulturelle Hermeneutik）旨在“理解他我文化，解释他我文化表达方式，并为他我文化成员解释本我文化，以此奠定跨文化诠释学的互动认知特性”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