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明确论证“文化也是一种资源”这一命题，首先需要对“文化”和“资源”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加以澄清。 在前些年“文化热”的讨论中有人统计，“文化”一词大约有140 多种不同的界定方式，最近又有学者指出，“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据说是英语词汇中意义最丰富的二、三个词之一”①。然而，笔者坚持认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介于存在和意识之间的一个特殊层次。对于客观的物质存在来讲，文化属于社会意识方面的东西。尽管我们可以从仰韶的彩陶和殷商的饕餮中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化”，但是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这些彩陶和饕餮本身，而是指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种时代的风尚、一种民族的习惯、一种群体的气质。对于主观的社会意识来讲，文化似乎又属于社会存在方面的东西。因为它既不是偶然的思想观点，又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相反，它是决定具体观点、影响个人意志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并不是以物质的形态摆在人们面前，但却又是每一个社会的人所无法摆脱、难以超越的。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人们外在的行为规范和典章制度之中，而且还会渗透到人们内在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之中，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成所谓“文化—心理结构”，所谓“集体无意识”。因此，如果要用一种哲学的语言来概括上述含义的话，我们将把“文化”界定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存在②。 而对于“资源”一词，词典上也有不同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将其界定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③。《现代汉语大词典》则将其界定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④。不难看出，这里的“天然”一词非常重要。如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我们所谓的“介于存在和意识之间”的“文化”显然不是“天然的”，而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成为“资源”。而按照《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我们所谓的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存在”的“文化”，只要能够成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则便可被视为一种“资源”。 那么，究竟我们所说的“文化”能否成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呢？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1905年，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这位德国学者探讨了欧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由于受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许多欧洲人将财富的积累与对上帝的信念结合起来，从而在世俗生活领域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冲动，结果便创造了现代的商业文明。而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由于没有类似的文化动力，也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变革，所以便长期停滞在农业经济的状态之中。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未必正确，并且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然而，他的研究视角本身却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启发。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石油是一种资源，煤炭是一种资源，却从来没有想到，像宗教习俗之类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也是一种资源。事实上，随着跨国资本的日益发展，这种对文化资源的认识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的投资理念。举个例子，假如我们有一笔资金，想要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投资办厂的最佳环境，那么，影响我们抉择的因素既有自然方面的，如备选地区的物产、原料、气候等条件；也有社会方面的，如备选地区的治安条件和法律环境等；除此之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如备选地区的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等。假使前两个方面的评估结果是等值的，那么后一个方面的评估结果便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确实会影响到投资的经济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我们把这笔资金投到一个佛教文化地区，生产效率可能不会太高，劳资摩擦成本也不会很大；如果我们把这笔资金投到一个基督教文化地区，生产效率可能会增加，劳资摩擦的成本也会增大；如果我们把这笔资金投到一个儒家文化地区，生产效率会很高，劳资摩擦成本会很低，但人际交易成本则会上升。换言之，这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之外的文化因素，确实会成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从而具有“资源”的性质。 一个厂家如此，一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经济的相继崛起，不能不使人们认真考虑文化作为一种资源的潜在意义。正如美国人无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神风敢死队”成员何以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驾驶飞机去冲击美国的航空母舰一样；他们同样不能理解，何以日本的员工在企业面临倒闭的情况下会选择自杀而不是跳槽。于是，学术界便出现了“日本文化与企业的团队精神”、“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颇为时髦的研究课题。当然，作为一种“资源”，东方文化对于现代经济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的员工确实具有企业的团队精神，能够将自己的发展与企业的兴衰融为一体，从而减少了过多的劳资摩擦。然而，与此同时，员工对企业的人身依附又很容易导致循规蹈矩、论资排辈的管理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个性的发展，而不像欧美员工那样富有能动性和创造性。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人们还发现，儒家文化中的人情因素不仅必然增加企业交往中的人际成本，而且也容易因重视人情而轻视法律，从而造成决策的失误和资本的流失。 二 “文化”即为“资源”，就有其潜在的“矿藏”。因此，除了上述针对具体问题的局部研究之外，我们有必要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下考察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并加以比较。那么，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的“富矿”究竟在哪里呢？在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由于“古典的古代”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所导致的感性和理性的分裂对峙，使得西方文化在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一极，表现为体育活动；在理性一极，表现为科学活动。与之相反，由于“亚细亚的古代”进入文明社会的“早熟”形态，使得中国文化在感性和理性的两极都不发达，发达的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艺术和工艺⑤。 作为感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体育事业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是为了弘扬国威，而是对人类感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感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设立比赛项目。为此，他们不仅可以攀登绝壁、潜入海底，可以进行别出心裁的悬崖跳水和危险异常的汽车大赛，而且还可以进行并不美妙的“健美比赛”和有害无益的“赛吃运动”……这一切在我们看来似乎荒唐可笑，然而，惟其如此，人类的感性生命才可能在奥林匹克传统中显得富有生机。作为理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科学事业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也不仅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对人类理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精神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理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可以进行科学实践。为此，他们不仅可以陷入抽象的玄思，可以进行体系的构建，可以探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和肉体接触不到的外层空间，而且可以在“波”与“粒”之间发现某种超乎经验的现象、在“时”与“空”之间构造一些有悖于常理的学说……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惟其如此，人类的理性生命才可能在改造物质世界过程中显得这样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