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5）05—0047—07 2005年湖南卫视策划的“快乐中国——超级女声”节目在中国吸引了上千万的电视观众，由此也引起了很多学者对此文化现象的关注。 按照丹尼尔·戴扬（Daniel Dayan）和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对“媒介事件”的定义：“‘竞赛’、‘征服’、‘加冕’，此类事件……虽互有区别，但为电子媒介展示其唤起广泛而同期的注意，以讲述一个始发的时事故事的独特潜能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1](p.1)，持续半年接连创下中国娱乐节目收视率记录的“超级女声”不可不谓是一种作为“电视仪式”的“媒介事件”。它从海选到晋级再到决赛，这一直接影响了半个中国的平民百姓的造星运动也在导演着极为丰富而复杂的话语权力的角逐和社会心理的震荡。 在多人参与的这一文化仪式中，必然会凸现许多平日难得一见的文化现象，由此也有了诸多对于这一媒介文本的解读。以“超级女声”冠名的电视娱乐节目自然是女性形象的公开演绎，在此过程中，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解析出若干意涵。 一、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女性主义批判理论自从建构时起，就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对这个课题的影响较为显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和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以及新康德主义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反叛，都易于被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借鉴吸收。因此，尽管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至今天，形态复杂多变，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主脉并没有超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 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呼吁女性能够获得和男性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为主要特征。它明确了一个观点即妇女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妇女已经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在生理、心理和潜意识等方面仍受到性别歧视，因此，争取女性在深层的文化层面能有公平正面的形象再现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的目标。女性主义批评者开始力图消解以男性权力为基础的“性别定型论”。 “性别定型论”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性别的本质化理论。长期以来，男性和女性的性征差别被本质化为男女生理差异的结果。传统心理学认为男女的一切社会性别特质的差别是生物性差别决定的，由此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情境。例如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认为女性的同一性指向“内在空间”，是为“从生理、心理以及伦理上哺育幼儿肉体而设计”[2](p.586)，男性的同一性则指向“外在空间”，故进攻、兴奋、冒险等概念与男性相关，由此又延伸到成就、政治优势等。在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观点来看，女性“外在于”语言、公众话语、文化和法律，女性的界定并不是如男性那样根据其自身的特质，而是以女性缺少男性生殖器为主要标志[3](p.457)。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理论都强调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的形成是由生理差别造成的。 针对本质主义的性别观点，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波翰从性别政治角度发出了严峻的质问：“如果女性的关系倾向是压迫的产物，那么当我们赞美这种关系倾向时，我们是否在使造成这种关系倾向的压迫趋于合法化呢？”[4](p.35) 站在性别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上，学者们发现社会性别并非由生物特性或生长习性决定，而是根植于社会情境之中，因此也就可以说，权力在社会性别的建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性别建构论者亨德森（Henderson）指出：“社会性别的意义是社会地建构的，我们中的每一分子均被纳入这种建构，因此，社会性别是指一系列社会建构的关系，它产生并再现于人们的行动中。”[5](p.121)。 实际上，从西方文明开始萌发时起，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培根、笛卡儿直到洛克、罗素等人都将两性视为二元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孕育出两种相对立的品格和特质，比如：理性和感性、刚强和柔弱、主动和被动、逻辑和无序等等，这样的区分和判定逐渐形成一种包裹了厚厚的“神话”外衣的权力话语，而这一策略的成功使得男性永久的取得了优势的地位，而置女性为被言说、被书写、被建构的“他者”。 女性作为“他者”如何通过大众传媒的建构得以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再现是我们首要的问题。首先，需要问的是大众传媒是否是在客观准确地叙述和呈现对象？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是一种对社会全景的描摹。这种建立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观点就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某种确定无疑的对应关系。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这种传统的语言观已逐渐被颠覆。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为代表）否认语言主要是传播工具的观点。例如德里达指出，语言在实际运用中很难认定它们有确切的意义，事实上，完全可以在一个文本中解构出其他意义以替代传播者试图传达的那种意义。拉康认为，语言既是形成人的思想的诱因，同时其规则又框范着人的意识，抑制某些思想的形成。福柯从社会时代的角度考察语言，他发现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概念结构，它决定了该时期的知识型（Episteme），当然也决定着该时代人们认识事物、解构文本的思维方式。福柯进而认为“认识或思想方法不是由人，而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推理结构所决定”[6](p.171)。在福柯的语境中，这样的推理结构作为时代的精神中枢时刻在影响着人们的表达和思考，人们无法把他们知道的和用于表达的话语结构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