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5）05—0027—07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就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浪潮，这股浪潮很快便将各种与后现代、后殖民有关的边缘话语研究纳入其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地，对传统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这股文化研究大潮面前，一些原先从事精英文学研究的学者感到手足无措，他们惊呼，面对文学以外的各种文化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边界向何处扩展？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而另一些学者则对之持宽容的态度，并主张将基于传统观念之上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的课题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尤其是要注重那些历来不为精英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边缘”课题， 例如种族或族裔研究（ethnic study）、性别研究（gender study）、区域研究（area study）、传媒研究（media study）等。毫无疑问，对性别和身份问题的考察是文化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课题，因而将性别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同性恋（gay and lesbian）现象和怪异现象研究（queer study）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来考察是完全可行的。尽管国内学者对女权／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女性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当前西方性别研究的前沿理论课题却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将其纳入到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考察了。因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及其发展方向 文化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崛起于英国学术界以来，至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它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声势浩大，但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它并非一门学科，而且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一个界线清晰的研究领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对文化的研究，或者说更为具体地说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1](p.1) 显然，这既是文化研究不成熟的地方，同时也是它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长处。它的不成熟之处在于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因而很容易把一些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但确有着自己一孔之见的“业余学者”和文化人引入自己的领地。但同时正是这一“不成熟”之处才使得文化研究在近20年内有了迅速的发展。毫无疑问，本文所要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有了根本的差别，在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中，“‘文化’并不是那种被认为具有着超越时空界限的永恒价值的‘高雅文化’的缩略词”[1](p.2)，而是那些“不登大雅之堂”（unpresentable）的通俗文化或亚文学文类甚至大众传播媒介。它并不是写在书页里的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精英文学文化，而是现在仍在进行着的、并有着相当活力的当代流行文化。当然，文化研究也是从早先的文学研究发展而来的，其早期形态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强调“主体性”（subjectivity），也即研究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之模式；其二则是一种“介入性的分析形式”（engaged form of analysis），其特征是致力于对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并提供理论的阐释。这两个特征毫无疑问都为文化研究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文化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标榜自己反理论、反体制等倾向，但它所受到的理论启迪和所拥有的理论资源都建立在对现有理论的吸收上。一般认为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早期的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F.R.利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学观和注重文学经典研究的倾向、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Gramsci）的霸权概念、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论、拉康的注重语言结构的新精神分析学、巴赫金对民间文学的探讨、文学人类学对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书写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等等。可以说，在经过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冲击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探讨的问题也从地方社区的生活到整个大众文化艺术市场的运作，从解构主义的先锋性语言文化批评到当代大众传播媒介乃至消费文化的研究，从争取妇女权益和社会地位的女权主义发展到关注女性身体和性别特征的性别研究和怪异研究，从特定的民族身份研究发展到种族问题和少数族裔文化及其身份的研究，等等。原先戒备森严的等级制度被打破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人为界线被消除了，殖民主义宗主国和后殖民地的文学和理论批评都被纳入同一（文化）语境之下来探讨分析。这样，“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文化研究最有兴趣探讨的莫过于那些最没有权力的社群实际上是如何发展其阅读和使用文化产品的，不管是出于娱乐、抵制还是明确表明自己的认同”[1](p.7)，而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论争而来的全球化大趋势更是使得“亚文化和工人阶级在早先的文化研究中所担当的角色逐步为西方世界以外的社群或其内部（或流散的）移民社群所取代并转变了”[1](p.17)。这种“非边缘化”和“消解中心”之趋势， 使得文化研究也能在一些亚洲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得到回应。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全球化步伐加快，文化研究也有了快速发展的土壤。它迅速地占据了当代学术的主导性地位，越来越具有当下的现实性和包容性，并且和人们的文化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当代文化研究的特征在于，它不断地改变研究的兴趣，使之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文化情势，它不屈从于权威的意志，不崇尚等级制度，甚至对权力构成了有力的解构和削弱，它可以为不同层次的文化欣赏者、消费者和研究者提供知识和活动空间，使上述各社群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活动空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已经逐步发展为一种打破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跨越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和批评话语。在文化研究这一广阔的语境之下，我们完全可以将长期被压抑在边缘处的性别问题和性别政治提到文化研究的议程上来。而全球化的进程则使得对性别问题和性别政治的研究不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已成为一些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从事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