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5）05—0020—0012 一、有待解释的现象 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事实。当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时，人类复杂的行为与社会的奇特现象就逐步变得容易理解了。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产权、交易成本这些约束条件的揭示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各种制度安排。然而经济学并没有停滞不前，因为还有大量的事实需要经济学家去分析、解释和检验。文化现象及由文化所影响决定的人类行为就是有待于经济学解释的新领域。对文化这一“非经济因素”进行经济学分析，并不是为了拓展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地盘，而是因为经济学拒绝非理性和无效率。当今制度因素已经成为经济学的热门话题，但文化因素仍被归入非理性的领域，成为判定行为无效率的理由。经济学的公理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最大私利是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将一切奇特的人类行为都归于例外，经济学大厦的根基将难以存在。因此，假设人们对特定文化的接受和改变正是他们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私利的选择，而考虑到一定的文化观念这一约束条件的存在，人们的行为并非是不可解释的。 诺斯在分析意识形态的作用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案例。他发现新古典模型还不能充分说明确实有许多人去参加了匿名献血这一现象。[1](pp.46—47) 以南京为例，每年到了假期，报纸上都会报道医院的血库出现“血荒”，呼吁广大市民前去志愿献血。究其原因，记者认为大学生是免费献血的主体，假期学生离校后，来献血的人就不足了。这一报道与诺斯所观察到的“匿名的自由献血不能为医院提供充足的血浆”是一致的。然而我们需要解释诺斯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确实有许多人参加了匿名献血呢？与此相类似的是，为什么在很多选民厌恶投票选举的同时仍然有大量的人参加了投票？此外，诺斯提出的疑问还包括：“为什么人民没有把乡村搞乱？为什么当可能的惩罚与收益显得微不足道时，他们并没有去欺诈偷盗？”[1](p.47)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其他难以理解的现象同样存在。例如，为什么在一部分官员腐败的同时，仍然有大量的官员保持清廉？当大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同时，为什么个别企业家却能够以个人的奉献精神来将国有企业搞得很好？追溯得更远一点，我们会反思为什么晚清政府会固守传统而拒绝革新？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会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以“解放思想”作为开端？从世界范围来看，为什么英国与西班牙、葡萄牙，乃至北美和拉美的发展路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一些拉美国家复制了美国的宪法和制度后仍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经济增长？社会科学目前仍然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 对上述现象的解释也并非无迹可寻。我们可以将这些事实归结到“文化”这一重要因素上来。事实上，诺斯的认识更早，他指出，“我讨论的是家庭和学校教育反复灌输的那些价值观念，它们引导个人约束自己的行为，不采取像白搭车人那样的行为。”[1](p.47) 所不同的是， 诺斯将这些影响人们作出无偿献血和投票行为的价值观念称为意识形态。因此，要解释上述现象，我们必须对文化以及意识形态进行经济学分析。 二、已有的文化经济学分析思路 对文化进行的经济学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将文化归入“非正式制度”范畴，认为文化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变量。诺斯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研究的代表，尽管他较为成功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但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并没有真正确立。这一思路的困难在于文化并不是制度，交易成本范式并不适合分析文化变迁。 二是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认为文化变迁是人们多次博弈的结果。例如，埃维纳·格雷夫通过对马格里布人与热那亚人组织发展差异的深入分析，强调了影响行为的价值观的重要性。[2](p.105) 但博弈理论的自身缺陷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因为多次博弈的结果是多个均衡点的存在，而且博弈论的结果基本上是无法进行实证检验的。 三是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变迁。倡导这一潮流的仍然是诺斯，他认为，“将认知科学——制度方法运用于历史，给出了赋予经济史和现今各经济体间迥异绩效以意义的希望。”[3](p.20) 无疑， 探索人类认知与学习的规律对于理解文化现象是有益的，但仅依靠心理学或脑神经科学的研究似乎已经偏离了经济学分析的范畴。 四是将文化归属或等同于知识，试图利用知识理论来解释文化。随着基于人力资本的“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利用知识来解释经济增长。但对于知识因素的分析面临着重大的困难，迄今尚未给出准确的定义。 在上述研究中，最具有启发性的贡献是道格拉斯·C·诺斯作出的。 他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文化现象。① 诺斯认识到，“一种实证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进一步发展交易费用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约束性的最大化模型因限于规章及其实施的制约，留下了一个只能通过调节伦理道德准则的力量来缩小的很大的后遗症，伦理道德准则决定着个人作为白搭车者从事活动所需要的费用。”[1](p.56) 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 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能够令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