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忘记，归根到底，总是第一人称发言。 H·D·索罗《沃尔登》（注：索罗，19世纪美国作家，《沃尔登》是其主要著作之一。本文的注释一部分是原注，另一部分是译者根据作者的提示加上的。） 没有集体的记忆，每一种记忆必然是个人的。这种冒犯的表述可能令人反感：不是经常看到在某一社会阶层内部，众多的人同时讲述和评论有关一个遥远过去的相同事实吗？他们所忆及的不正是集体向他们传输的回忆吗？在作出回答前，我认为必须首先排除所谓“集体无意识”、“共同精神”、“时代性情”这些通行的概念，它们处于明确的理论框架以外，可以任意使用；其次，必须提醒注意，没有任何社会表现能够在其行动者以外的层次被观察到。然而，对弹性表述的怀疑不应令人忘记，在一个群体的内部，当广泛的注意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例如本文论述的过去某一时刻，每一个人的个人投入不属于一种纯心理的探究；如果现实化是个人的，汇聚确定的则是一种社会的活动，它涉及一个整体，联系到整体分析这种汇聚才是恰当的。 毫无疑问，集体经常回忆过去的某一时期。对于一个社会或一种集体的参与者，忆及一个共同的经历是证实他们的身份、巩固他们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这样的回忆具有一种内生的功能，群体消失之日即告终结。相反，当群体为了回忆一个时代、一些情形而集合起来，但大部分年轻成员不是见证人时，回忆的作用就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困难不在于传播的模式：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一代又一代重新激活过去的碎片。但是，这些遥远的材料怎样重新显现呢？它们重新获得一种突然的现实性吗？特别是，它们对于没有回忆的人怎样成为一些真实的回忆呢？换个说法，个人怎样通过接触一种超个人的未知，在缺席之上建立一种分担的情感？集体的成员怎样共同发明一种记忆，每一个人在同一种活动中将其占为己有？ 就像有关“集体情感”的概念是轻率的，有关个人心理结构的概念应当予以排除。《Shoah》引发的讨论有助于阐明这一点（注：Shoah，希伯来语，意为“灾难”，指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法国导演朗兹芒拍摄了一部长达六个小时的同名影片，在这部影片里，他采访了大屠杀的一些见证人，表现了这些见证人因过分痛苦的经历而难以表述。）。某些被采访者的保留、明显的不自在使一些评论家在笼罩大屠杀的沉默下寻找一种集体忘却的效果。思考刽子手、受害者和见证人对今天不可接受的、几乎不再可相象的、难以表述的过去之事作出回忆的方式是十分正常的，但这还与一些个人的反应相关。如果“忘却/记忆”这对组合可能是个性或某些个性的建构者，它完全没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关联性。一个事件的消隐，即这一事件停止介入一个群体的交流话语和不再作为相会点，这个事实并非异常，但这一隐退只涉及公众交流的圈子，绝不预见同一个事件在有限的圈子内将来重现的可能性，或对它的持续关注。忘却的能力是个人的，不会转移到社会交流的层面。 当然有一些抹去的策略、一些审慎和持续的做法，以便消除某一事件的标志。纳粹分子甚至企图改变地图，从而掩饰他们建立了死亡集中营的地点，如果他们赢得了战争，他们可能会成功地使关押、屠杀、酷刑和肉体消灭这些事件灭迹，就像在他们以前的某些人干过的一样。物证、尸体和焚烧炉、人员名单、照片都要灭迹。只要形迹还保留，记忆就可能重新出现，而缺乏形迹，事件则不得而知。朗兹芒在拍摄影片《Shoah》时，没有与一种普遍化的、社会化的忘却作抗争。他首先强调一些沉默、一些个人的回避。他凭借一些个人的隐情而创造了一些新的形迹，这些隐情没有他可能会随幸存者的消失而消失。 《Shoah》没有参与一个记忆的建构，这里说的记忆是指一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对一些事实的记忆，其中大部分成员对这些事实缺乏直接的感知。这是一种遗迹，观众将根据现实的情形努力深入其中，或者，为了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或模糊知道的而加以利用。朗兹芒收集的证据在许多方面印证了以前就已记录的一些叙事，这些叙事既不罕见，也非更加恐怖，他的影片不探究视觉的资料、甚至大屠杀的地点，避免一切对于回忆的编排。无疑，这部影片在篇幅和强调方面，比一本书能做的更多，然而，使它与众不同的是话语的痛苦。没有什么被忘却，但牢记在心的东西却没有表达出来。见证人的无所适从、他们的主动拒绝使他们所经历的、或仅仅看见的，与他们以后的其他人所得出的印象之间的距离得以显现。 这里触及到形成共同记忆的悖论之一，与此有关的不是回忆的一种相加、一种印证，也不是回忆的一种对质。幸存者因只属于他们的回忆使他们孤立出来，当他们试图交流他们的经历时，这些经历就成为别的东西。热尔梅娜·蒂约回忆她受同伴们的委派，起诉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看守们：“对于我，这是将此疯狂的世界投入非现实的历史维度中。这一过程的表现之一在于词语的不透明性。”（注：《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巴黎，瑟伊出版社，1988，第12页。）相反，纪念性的交流要求一种强烈的相互参与、一种个人性的排斥、一种没有个人情结的普遍化。如果《Shoah》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无形迹的记忆，因为必须保存、揭示一些形迹，以此使纳粹主义否定的企图失败，然而，影片本身不是记忆的承担者，记忆将建构在战后出生的，发现、检查、讨论形迹的人们身上，就是说，他们与形迹保持一些距离。普里莫·莱维（注：普里莫·莱维，意大利作家，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经历写作了自传作品《我曾是一个人》(1947)和《休止》(1963)。）强调死亡集中营归来者的状态，当他们停留在自己亲身经历之中时，他们的话语难以被他们的听众领会，为了得到理解，他们只能对集中营采取一种远距离的、抽象的审视。
